人民記憶50年(80)

八〇

　　我們再也沒有耐心去重述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了。面對十年浩劫的起源，面對文人之惡，人們於今已無話可說。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難，回顧歷史，使我們欣慰的是，同樣作為文人，我們有許多剛正的脊樑一樣的人物，他們的抗惡鬥爭和遭遇的不幸，警示我們，一言既可喪邦，一言也可以興邦。

　　對於姚文元行文作風的痞氣和霸氣，早在1959年就有人予以針鋒相對的鬥爭，到了1963年，《文匯報》發表姚的文章說「因為工作的需要，有時也翻翻對於我來說是十分陌生的音樂評論書——但只以薄薄的小冊子為限。最近……手頭上有一本名為《克羅士先生》的論著，作者為克洛德·德彪西。我對這位著名人物一無所知，……」我們這位對音樂、德彪西一無所知的姚某，瀟灑地運用了打棍子、戴帽子、抓辮子的三「子」主義，逮住德彪西就是一陣亂打，把這位印象主義大師說得一無是處，並氣勢洶洶地提出了幾個問題——「一、這樣『新穎獨到的見解』究竟是什麼階級的藝術見解？為什麼要那樣讚不絕口地推薦它，介紹它？」「二、把這樣的評論介紹給讀者，會產生什麼效果？」「三、對西方資產階級音樂理論特別是印象派之類的流派理論，應當採取什麼態度？」

　　姚某的這種無恥無知與滑稽可笑令人想起文革中某位老師的一次遭遇。這位老師有一次在黑板上寫下王勃的兩句詩「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正自我陶醉之際被學生揪到了批鬥會場，批鬥的理由是，這個人民教師抄寫的詩句竟讓勞動人民的子弟看不懂。

　　音樂家賀綠汀此時表現出他的良知，本著對藝術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他站了出來，針尖對麥芒地痛斥不知天高地厚的姚文元。

　　「沒有把書中的意思弄懂，就斷章取義，憑自己的想像大加發揮，結果鬧出了笑話。……出了自己的洋相，……批評家最好要有廣博的知識，如果對某個問題不是很熟悉的話，最好也要謹慎小心，多做一點研究工作，實事求是，不能夠好讀書不求甚解，更不能夠望文生義。」

　　賀綠汀的這些抨擊言辭諸如「鬧笑話」、「出洋相」、「不求甚解」、「望文生義」等，無疑是對在「反右」中一夜成名，自以為握著文藝生殺大權的姚文元的一次打擊，在姚文元看來甚至是人身攻擊。要知道，那時的姚文元，不再是寫寫《揭穿帝國主義陰謀》之類的簡單的「滬新中學姚文元」，也不是寫寫批評滑稽戲《活菩薩》的《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數字》那個「上海市工會姚文元」，他已是批胡風，「打」流沙河，「橫掃」丁玲、巴金、艾青、秦兆陽的「金棍子」姚文元了。他躊躇滿志，正要掄圓了棍子，狂打周穀城、吳晗、鄧拓、廖沫沙呢，正要「揭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呢，哪裡忍得下賀綠汀反擊的這口惡氣。

　　賀綠汀為自己的良知和正義承受了飛來橫禍，賀先生後來說：

　　「一九六三年，（我）向當時的『棍子』姚文痞提了意見，這一下子惹了大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殘酷的打擊，把我搞得家破人亡，我的二女兒賀曉秋剛剛大學畢業，竟被迫害致死……」

　　賀家的遭遇僅是棍子打死人的一個例證，僅靠一篇文章，姚文元就重演了「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新編。這篇文章就是姚的《評三家村》，殺死了鄧拓，田家英，吳晗，吳晗妻子袁震和女兒，加上因姚文元掀起的文化革命含冤去世的人們，姚文元殺人，何止千萬。

　　1965年給我們留下關於語言與國家興亡的記憶和教訓，傳說蒼頡造字時人們聽到鬼神哭泣，不知道鬼神是因為失卻了解釋奧妙的特權而哭泣，還是因為語言和文字將給人類帶來災難而哭泣。苦難中的人們更願意相信後者。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打油詩文字可以興起文字大獄，一場清代的文字獄可以誅殺150多人，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互搏可以讓千萬的生命枯萎，這一切又何止驚天地、泣鬼神呢？

　　自焚書坑儒以來，千年的教訓提示我們，一種文明怎樣才能變得更加積極活躍，遵守怎樣的社會遊戲規則，這絕非靠一人一語之力可以實現。在中國社會的特殊傳統下，作為人類文明領航者的文人，肩負著更重的歷史使命，承擔著更艱難的道德選擇。所幸我們畢竟越過了那個時代，為某個可疑的句子而神經過敏的事件從生活中逐漸消失，這也算是文明進步的一個標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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