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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1965年:山雨欲來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道德問題,這也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
  哲學家弄得十分混亂的問題……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文人之不幸和文人之惡,全在於它們是文人。

  中國的文人從來不安分守己,因為幾千年的文官政治,使每一個文人都為著自己的私欲而騷動不安,如賈雨村言「釵於奩中待時飛」,陰暗的陰魂當然生出些陰險的技巧,毛澤東對此可謂洞若觀火:「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這些語言是毛澤東式的,出現這種不祥的語氣,是在1962年,在批評小說《劉志丹》的時候。揣想毛澤東當時的心理背景,他也許想起自己20年代的詩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他當時的心態就是一個「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詩人的心態,所謂身在江湖,心存廟堂的典型傳統文人心態。毛澤東不會忘記,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他曾努力接近當時的共產黨先驅人士和學界泰斗陳獨秀與李大釗兩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熱情和智慧與兩位縱論天下大事,卻受到了兩位禮貌的冷遇,有史家說,這兩件事給毛澤東留下了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儘管他本人也是大知識分子),也是他在解放後一再欲擒故縱,打壓中國文化人的「翹尾巴」習氣的原因。

  毛澤東也想起了胡風,這位知識分子想憑一紙萬言書扭轉乾坤,這一切的較量都是毛澤東做了贏家,但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那股力量常常讓主席感到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不時想起來「反戈一擊,抑制強敵」。毛澤東對小說《劉志丹》的這種評論與其說是對小說的評判,不如說表達了毛對整個文藝工作的一種態度。我們相信,本著毛澤東作為泱泱大國領袖的胸懷,也相信小小的幾隻蒼蠅玩不動地球,也許他也能充分容忍「反面教材」的施毒,就像電視劇裡的唐太宗說的,「聽一點靡靡之音也不至於亡了我大唐國。」作為一個辯證唯物主義的權威,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允許毒草的生長,他曾說:「100年前,歐洲人曾把西紅柿叫作毒草。」——其實真的有毒又有什麼關係呢?它可以教人們更形象地明白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然而,歷史的發展無法在領袖的理智範圍內正常地進行。毛澤東的方法與邏輯,被人成功地誇張和利用,實現了一次新式的文化禁錮,更可悲的是,毛澤東也順應了這個災難的自然流程。

  本年11月10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公開發表,開始了姚文元以文殺人的生涯。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這個所謂「文化」範圍內的大革命發展到政治鬥爭,經濟破壞,暴力和毀滅的結果,正應了一句老話「一言喪邦」。

  * * *

  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間的一個清官,他正直無私,以民為父母,敢說敢做,為民請命敢丟烏紗帽,敢丟項上人頭,在民間的口碑中是「包青天」一樣的好官。為了國事,海瑞對皇帝罵得很厲害,說「嘉靖是家家(諧音嘉)皆淨(諧音靖)也」,意思是天下一窮二白,你皇帝老子掠財太甚了。這話既出,一般情形下是要殺頭的。海瑞卻敢把這話寫到給皇帝看的奏摺裡邊,嘉靖可不像一般文人雅士這般幽默,文人說一張白紙好畫畫兒,嘉靖說海瑞你太欺朕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你至少還是個巡撫,怎敢說嘉靖是「家淨」呢,於是海瑞下了大獄。海瑞罵歸罵,對皇帝很忠誠,有一天,看監的老頭忽然拿些酒菜給他吃,海瑞吃了之後很奇怪,經追問,才知他罵的那個嘉靖死了,他大哭,如喪考妣,把吃下去的東西都吐了出來。

  毛澤東曾說: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應該提倡他那種剛直不阿的精神。毛澤東說這話是在1958年。

  主席的話,又讓文人動了些心思。1960年魏靜生、馬連良、王雁、李慕良到北京市委找吳晗,要求他把海瑞的事寫成京劇劇本,吳晗開始表示,不懂戲,沒寫過京戲,寫不了。終賴眾人不過,硬著頭皮寫,七易其稿,中間請老舍等名家校正,最後定名為《海瑞罷官》成稿。《海瑞罷官》主要寫了海瑞巡察江南,令鄉官退還民田,為百姓平反冤獄,斬貪官徐瑛的故事,最後的結局是封印罷官。這折戲對吳晗來說真不是好戲,退田平冤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封印罷官又讓毛澤東過敏。

  在1959年的廬山,正直無私、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在會上尖銳的發言和給毛澤東的信造成了會議議題的臨時改變,掀起了一場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右傾」風暴。面對自己聞下的「大禍」,彭大將軍從大局出發,申明「我可以去種田,更深刻地反思自己。」廬山會議後彭將軍真在北京掛甲莊種地,並測量其最高畝產量。彭的「伏罪」沒有給他帶來好運,毛澤東在講到海瑞罷官時說:「要害的問題就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也罷了彭德懷的官。」罷官真的是要害,吳晗和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理解完全不同。這給上海的姚文元留下了充分的想像空間,當無中生有、聯想豐富的姚文元一出臺後,所有正直的人們,從平凡百姓,到文人和官員都變成覆巢之下的「危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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