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37)

三七

　　§1955年：風蕭蕭

　　我理解到黨所達到的高度集體主義，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黨和反
　　黨的毒害從內部瓦解的艱險的難關，這才通過血泊爭取到了勝利。……這
　　才比以前數百倍強烈地實感到了因為是通過這樣的鬥爭所以才能夠取得了
　　的勝利，我所分受到的一分勝利的光輝對我顯得更加親愛，同時也使我深
　　深地感到了內愧。

　　——胡風上書毛主席、黨中央的話

　　劉震雲小說《官人》介紹某副局長的履歷，提到「他在反胡風運動中掉過隊」，所以這位抗戰時便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便一直鬱鬱不得志，到了退休還是個副局級。宦海沉浮，什麼事情都可能使人「掉隊」或「站錯隊」，但作家用胡風事件來解釋一位副局長的仕途坎坷，卻是令人生疑的。因為歷史上胡風事件的始末，究其詳情，有太多大煩瑣的文藝概念，太專業化，牽扯的文藝界人士的誤解和內疚也不少，所以，如果說明風事件使得某位文藝界領導「掉隊」了，也許更能令人信服，假如將胡風同一位農村幹部聯繫起來，闡明歷史的乖誤和人生的不測，按照《文學概論》上的話說，未免有點不夠「典型」了。

　　胡風是新中國歷史上的大名人，但卻不是因「論主觀」、「五把刀子」等問題上的激烈爭論而出名，而是因《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以毛澤東的序言和按語而出名，不管怎麼說，這應該是胡風的悲哀。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這本材料斷定，「（胡風）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三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措辭之嚴厲、定性之鮮明，今天讀來仍然為之失色。幾十年以來，胡風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是這樣一種形象。在批判胡風運動的一幅宣傳漫畫上，無產階級的巨手將胡風及其派系連根拔起，舒蕪、路翎、阿壟、賈植芳、張中曉等胡風分子醜惡的面孔從泥土中露出，顯得驚恐萬狀。這是共和國歷史文藝界的第一次肅反，它不僅壓滅掉了一個文學流派的聲音，而且由此而來的機關肅清反革命運動使得1955年的空氣變得肅穆起來。

　　今天讀到胡風當年的三十萬言書和其他有關著述，人們會發現胡風及其戰友在文風上的奇怪之處。如本章題記中摘引的胡風致毛澤東的信，我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胡風頑強地使用著一種同現代漢語規範文字有所距離的語言，急促、張皇，甚至有些不通。這並非完全因為當時作者心境的原因，胡風一貫如此，他的語言風格既不同于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主流文風，也同偉大導師魯迅的語言習慣大相徑庭。在全國群情激憤討伐罪惡的「胡風集團」時，人們也許已經認定，胡風、路翎等人的文學語言特徵就是一種反革命的語言特徵。然而，有理由認定，胡風堅持的是一種由蔣光慈、柔石開始的「普羅」文藝語言，儘管這可能僅僅是作者的一種獨特嗜好，並不存在特別的暗示。但我們今天讀到它，仍然有一種抑鬱的悲壯的感覺。使用「普羅」文藝語言的中國作家們似乎命中註定有著不祥的人生，從胡也頻、柔石到王實味，從胡風到路翎都是如此，總是沉浸在與舊勢力毫不調和的鬥爭幻覺裡。

　　40年代末出版《財主底兒女們》的路翎，在國內革命戰爭風起雲湧之際，仍然在小說裡追憶著「民主社會黨底革命實踐」，難怪他建國後的作品總顯得不合時宜，寫一篇被批一篇，《窪地裡的戰役》、《戰士的心》、《你永遠的忠實的同志》等等，都被批得體無完膚。路翎因胡風事件受迫害幾十年，默默無聞地在街道上做清潔工，以每月的十多元的「清潔費」維持生計，過著一種賤民式的悲慘生活，並患上了輕度癡呆。路翎獲得解放以後，又呈現出一種奇怪的狀態。在長期同文藝創作無緣之後重獲言說自由的人，突然發現他年輕時所為之犧牲的理想信念已經變成了一種古舊的事物，這確實是一種命運的悲哀。路翎今天仍在勤奮地發表著言論，但人們同樣感覺是那樣的倔強、古舊、陌生。舒蕪也是如此，他發表的有關「白居易是老淫棍」的批評文章引起了人們的非議，一個以《論主觀》而聞名的文藝思想家，在遲暮之年居然研究起白居易的「花邊」，這是令人嗟傷不已的。

　　更令人嗟傷的是這場文藝悲劇本身。包括胡風的論敵在內，都沒有想到論戰會導出共和國文壇的第一大冤獄，並且直接引發了肅反運動。胡風於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逮捕，被判處重刑，在以後的歲月裡，他每上訴一次，便被加刑一次，直至文革開始，胡風的刑期已變成無期徒刑。

　　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2100餘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一年以後，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有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給予撤銷職務、勞動教育、下放勞動等處理的61人。

　　單純就1955年的文藝思想鬥爭而言，它雖然造成了文藝界內的某種恐怖氣氛，但是，平心而論，並沒有阻止文化界人土的探索。胡風所栽培、扶植的一大批優秀作家，如艾青、田間、張天翼、歐陽山、端木蕻良、艾蕪等人，仍然活躍在50年代的文壇上。而廣大文藝工作者為之歡呼雀躍的「雙百方針」，恰恰是在胡風橫遭牢獄之災後的1956年提出的。「雙百方針」所反對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形式主義，也是胡風以自由和榮譽為代價竭力加以反對的，「雙百方針」提倡的「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又是胡風畢生為之奮鬥的自由原則。

　　然而，正因為胡風事件並未造成50年代中國文藝的凋零，才更加映襯出胡風等作為個體的可悲和寂寞。魯迅當年感憤地說：學潮勝利了，但沒有人去理會被開除的大學生馮省三的命運（見《熱風·即小見大》）。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臺，而拿破崙的革命卻不承認它是繼承了雅各賓派思想的精義。胡風下獄了，在百花齊放的欣喜氣氛之中，還有誰能去真正關注一下為新中國文藝「熱烈地戰鬥」過的寂寞鬥士呢？集體的強大與個體的渺小，會增加個人命運中深厚的悲哀色彩，這個規律的殘酷，大約古今都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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