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38)

三八

　　胡風事件從一場文藝鬥爭急劇地上升到階級鬥爭，固然是一場殘酷的轉變。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這樣一種結局才使得這場鬥爭局限於肅反範疇，因此並未造成對文藝界有生力量的致命打擊。時至1955年，新中國的文化生活雖沒有出現人們期望那樣的極大繁榮（其中，電影業還因批判《武訓傳》的影響，從1951年出現了兩至三年的停滯），但仍然在寒冽的春天中頑強地發展著。書架上充斥著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文學作品（由於蘇聯文學譯本、改寫本過多過濫，國家出版總署曾於去年4月明令：停止胡亂出版蘇聯文學名著改寫本），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丁玲、周立波等人的著作也依然暢銷，《保衛延安》、《鐵道遊擊隊》、（三裡灣）等新書也是讀者搶購的對象。新中國的「文化熱點」——肖也牧的小說（在50年代初的影響和轟動不亞於90年代的《廢都》）則是緊俏產品，圖書館基本上見不到肖也牧的作品，沒有誰去明令封存肖也牧的小說《鍛練》、《我們夫妻之間》、《海河邊上》，它們已經被借閱者據為已有了。

　　小說濃厚的知識分子情調和城市趣味成為文學愛好者秘密的話題。解放前的出版物（除明令查禁的反動、淫穢作品外）仍散見於舊書店、琉璃廠的書攤上，再版舊中國的文學作品、連環畫仍然是出版社的重要業務。解放區時代的新文藝當然是時代倡導的主要鑒賞對象，但在城市，舊中國的通俗小說、古典文學名著仍被讀者垂青，梅蘭芳重新煥發藝術青春，馬連良戒掉了大煙癮，無線廣播電臺最受歡迎的文藝節目之一，是鼓書藝人的長篇連續大鼓詞《狄公案》、《薛仁貴征東》。鄉鎮的戲臺上，《王二姐思夫》、《小寡婦上墳》、《烏盆記》等文化部門定性的「壞戲」時時上演。文化生活的龐雜和無序蘊含了價值觀的衝突。

　　本年2月，吳運鐸在《長江日報》發表文章，指出：為了抗拒資產階級毒素侵蝕，對青少年來說，首先是要善於開展不調和的自我鬥爭，做一個善於管理自己的人——的確，人們開始擔擾文化市場的不良成份對青年一代的負面影響，北京某走讀制大學的學生甯蘋在《北京日報》發表的懺悔文字就證實了人們的這種擔心。

　　寧蘋是因盜竊財物的行為而被所在大學開除的，50年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很少沾染這種惡習，一個青年學生不要說偷盜，就是談戀愛，生活超標都被視為可恥的行為，嚴重的要記入檔案。學生檔案中，以下詞句是非常嚴重的：「××玩世不恭，缺乏革命熱情」、「××與高二（三）班女生×××經常在××街軋馬路，此動向值得注意，需加強道德觀教育」，這種評語一經出現，往往註定一生的工作、事業將受到影響。而寧蘋的嚴重錯誤在於道德敗壞，這是必須用鐵的紀律加以懲處的。寧蘋在追憶她的墮落過程時寫道：

　　「我很小時就開始看大本的書了，十一、二歲便看了《飄》、《苦果》、《狂飆》這樣的書。這些書給了我一些影響。尤其是在北京解放時，我才13歲，今天回想起來，它對我的毒害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徐訐著的《風蕭蕭》。」

　　寧蘋所提到的《苦果》、《狂飆》、《風蕭蕭》都是舊中國時代深受年輕人喜愛的作品，以《狂飆》、《風蕭蕭》為例，它們都是40年代在城市知識青年中風行一時的「抗戰＋愛情」的時髦之作。拿今天的眼光看，像《風蕭蕭》所演繹的抗戰情報人員的愛情糾葛和驚險奇遇，不會比80年代的《保密局的槍聲》更具煽情性，然而在40年代國統區的蕭條狀況下，《風蕭蕭》所引起的轟動與爭議，應該是耐人尋味的。它的獨特魅力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後，影響之深遠，以至於人們覺得有肅清的必要。

　　甯蘋的文章寫道：「對於（《風蕭蕭》）這樣的書，我沒有什麼能力去理解它的意義，當然就更談不到批判它；相反，由於我從小培養起愛享受、不勞而獲的思想和這本小說所描寫的那麼相近，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本多麼親切的好作品啊！一口氣讀了兩三遍，而其中我喜歡的地方不知讀了多少遍。像白蘋（舞女）和梅贏子（美籍華裔交際花）這樣的人有多好啊，他們過著豪華而幸福的生活，而我又是多麼嚮往那種坐吃坐穿玩樂的生活啊！我幾乎被她們迷住了，在日常生活中學著她們的樣子，按照她們說的樣式佈置我的房子，平時講話也學著她們的口氣，甚至連她們平時所喜愛的什麼顏色都成為我的嗜好（直到現在遺留了這個痕跡，紫紅色、銀灰色，我最喜歡）。」

　　「這樣，當時的比較好的家庭物質條件，加上深深地理在心中的《風蕭蕭》等舊小說的影響，使我不能辨認前進的方向，就向著我所希望的那種生活大步的走去了。在吃和玩的方面都儘量的講究，星期天出去玩一次最少也得花四、五萬元（舊幣）。但，儘管家裡給的錢不少，我在這樣的欲望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是不能滿足的……」

　　「原來，還是鴛鴦蝴蝶！」這是40年代的讀者對《風蕭蕭》的譏評。1988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再版的《風蕭蕭》，已經在流行文學領域大大落伍了。人們很難想像，這樣的書居然在當年給青年學生造成如此強烈的心靈滋擾，看來，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的使命任重而道遠。

　　正如本年度的文壇奇事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一樣，本年度的文學奇跡是高玉寶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高玉寶》的出版。兩年前當《解放軍文藝》和《人民日報》刊載高玉寶的《半夜雞叫》時，讀者就開始關注這位有著獨特人生經歷的作者。高玉寶是沒有任何文學功底的部隊戰土，他的小說初稿充滿著大量的別字和象形符號，然而，小說中表現出的舊中國的痛苦卻是令人震撼的。經提煉、修改後的小說出版後，掀起了「高玉寶熱」，這部小說深刻地深響了幾代人（「周扒皮」至今仍是中國周姓人氏的全國通用渾名）。高玉寶取得了炫目的文學成就後很快成為一個記號，他曾擔任一家玻璃廠的廠長，讀者對《高玉寶》的特別鍾愛，成為新中國文藝的溫馨的插曲。

　　在溫馨和嚴酷交織的1955年，有一些人從讀者視野裡長久地消失了，另一些新人浮現了出來。《財主底兒女們》、《貓城記》、《金鎖記》、《圍城》既然註定在人民革命中受到冷遇，那麼，就別想指望這些作品在新中國得到更好的待遇。這也許是一個審美規律的問題。悲劇不在於上述作品本身當年的處境，而在於歲月的封存使得作品成為人民記憶中長期的缺席者，即使是重見自由的陽光之後，它們的出籠也是羞怯的、形象模糊的。如果今天有人說：90年代紅極一時的張愛玲和《圍城》只是封閉後的一次重放的活躍，那麼這種結論對當年的作家來說，是悲，還算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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