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牆白宮(11)_學達書庫

一一

　　尼克松：現在，我要補充一點，正如基辛格博士曾指出，我們目前在臺灣的2／3軍力是支援我們在東南亞的軍隊。這些軍隊，不論我們可能如何安排，東南亞情勢一旦解決後，將會撤走，我已做了決定。在和平解決問題有所進展的同時，裁減剩餘的1／3駐台美軍的工作將繼續下去。

　　問題是，總理先生，在於我們做什麼，而不在於我們怎麼說。如我昨天所說，一旦我做出有關我們政策方向的決定，我的記錄顯示我總是做的比說的多。

　　現在談到我們說什麼的技術問題，我知道基辛格博士和總理討論了很久，我知道基辛格博士和副外長今早也曾就此討論，我不相信此時此地討論措辭會有用。

　　我知道總理也有問題，這個議題基本上挺麻煩，同時情緒成分很高，因此必須在這問題上有進展。那是他那一邊的問題，我對此有所認知，我在構想聯合公報的用詞時已經將之列入考慮。

　　容我十分坦率地向總理說明我的問題是什麼，從政府觀點說明。我們在此地所說的可能使得我不可能履踐。我們的人民，不論左派還是右派，基於不同理由，都在注視這個議題。左派希望這次造訪失敗，不是因為臺灣，而是因為蘇聯。而右派基於深刻的意識形態原則，認為在臺灣問題上不能做一絲讓步。然後還有一個團體，我們國內有執迷於親印度情結的人，不喜歡美、中和解的觀念。這些勢力全部有其政治候選人代表，所以我們可能發現他們可能抓住我們會議結果語言上的小辮子，攻擊這次造訪，結果極右派、親蘇左派以及親印左派會抗瀣一氣，結成聯盟。

　　基辛格：你忘了親日的人，就像我們的朋友賴紹和教授。

　　尼克松：我可以補充幾句，另外有一個勢力很強的團體，親日的團體，譬如賴紹和；不是因為臺灣，而是因為日本。他也是基辛格博士的學生。（周恩來笑）他們希望我們加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行動失敗。

　　總理是一位老練的美國政情觀察家，你可能會把我方才所說的解釋成一種對我有利的聲明，只是為了保住我的政治地位而說的。我的回應是，現在有著比我11月或是明年1月之後會不會還在位更重要的話題，那就是美中關係的開展。這才是重點。

　　因此，我們需要做的，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是找到符合總理要求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不能讓反對我們雙方展開關係的反對勢力找到藉口，讓他們聯合起來聲稱美國總統造訪北京，出賣了臺灣。

　　難處是，當政治競選活動開始的時候，評論家也會開始參與討論，他們不見得是支持臺灣的，他們只是反對美中開始修好。當這些力量加總起來後，整個競選的論調將迫使兩黨候選人向美國民眾確保對臺灣的關係。只要能夠避免，我們必須讓它不變成這樣。

　　如果總理允許，我想在有機會與他討論對世局的看法後，再回頭討論臺灣問題。我瞭解這可能會多花些時間。由於基辛格博士與副外長（喬冠華）今天早上曾經有過有趣的對話，我希望總理明瞭我們為什麼在這個議題上如此的，容我說一句，如此難纏。我們的態度並不是基於愚昧的爭辯，而是我們發現在這個議題上，存在著對於整體美中修好的危機。我們的問題，就是要明智地找出能迎合你們需求的語句，但是又不至於讓那些野獸被激怒得太厲害，以致於他們會在臺灣問題上團結起來，對美中修好結盟一事發動攻擊。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簡單總結一下，我不願意回到美國時由於這裡所說的話，在記者會上或被國會領袖逼迫做出基本上強烈親臺灣的聲明。因為它將使得我非常難以履踐我已經決定要執行的政策。

　　總理同意的話，我願把話題轉到世界局勢，這樣我就能表達我對日本、韓國、越南和印度的觀感，抱歉我談了這麼久。

　　周恩來：不會。

　　尼克松：那是因為如果基辛格的談話記錄有500頁那麼厚，我也得發言達到同樣厚度的時間。

　　周恩來：當然。這次訪問的目的，就是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

　　尼克松：對的。我想石聽總理的意見，但是我也瞭解總理到現在，除了透過基辛格博士之外，還沒有機會聽到我的談話。但是，我當然也支持基辛格博士的論點。

　　總理與毛主席兩位在前幾年曆表達，關於炎對東西整體關係的態度的看法，都是正確的。在1959年前，對我們美方面言，社會主義陣營仿佛就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帝國，沙皇就在莫斯科（周恩來笑）。而在1960到1968年間，在我沒有擔任公職的時候，我有機會經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並且就世界局勢轉變方面，達成我認為很正確的結論。這個結論，我在堪薩斯商的即席演說中，已經扼要提過了。

　　順便提一下，那篇演說的內容，文字不怎麼樣，觀點勝過文采。我曾經與英國邱吉爾首相的兒子藍道夫談過話，他也是替邱吉爾首相寫傳記的人，最近他也過世了。我曾經聽說邱吉爾首相在事先沒有港備筆記的情況下，能做精闢的演說。我很詫異地問藍道夫，邱吉爾怎麼能不打草稿，就做出這麼精彩的演說。藍道夫答道：「副總統先生，」當時我還是副總統，「我的父親花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光陰，來寫這些即席演說的講詞。」

　　關於我們目前面臨的狀況方面，究竟是什麼讓美國與中國湊在一起的？舉例來說，我們在臺灣問題上有歧見，雖然在我看來，長期來說我們的歧見並不大，但是在短期來說確實是很困難。我們對東南亞局勢有不同看法，我們對日本、對韓國的態度也不一樣。現在我們認為，而且大多數天真的美國媒體也相信這種說法：中美間的新關係，是由於雙方人民有著基本友誼。但是，總理與我都知道，儘管我們兩人有私誼，長期的關係不能僅止于友誼。我記得我在念法學院一年級時，一位法學教授曾說，合約的有效性，是看雙方是否有意實踐它而定的。身為朋友關係，我們可以同意某些語句，但是除非我們的國家利益都能藉著遵循這些言辭而達成，否則這些辭令都不會有什麼意義。

　　就美國在世界上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一事上，我與總理的分析有所差異。讓我純粹由思想意識上來說，如果我處在總理的位置，是一位社會主義革命的信徒的話，我在他與基辛格博士的談話中對美國的意見，將會和他的一樣。而且在公開場合裡，我也認為總理與毛主席會持那立場認為美國是資本帝國主義強權，對外伸出魔掌，其實它應該從亞洲與歐洲兩地退出，讓民主主義的和解放的勢力各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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