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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第十七章

  從這天起,杜湘東結束了對許文革的監視。相應於法律上的結案,他在心裡也替許文革結了案——但卻無法一了百了。十幾年的慣性還在,他仍會留意許文革的動向。而作為一名風頭正勁的「商界新貴」,許文革就算想藏也藏不住:許文革的公司與第六機械廠正式合資掛牌;許文革的新工廠一經投產就打開了銷路,並計劃進一步擴大規模;我市正在摸索老舊企業改革新機制,以原第六機械廠為例,大批下崗工人經過培訓再度返廠,共創人生的第二次輝煌;中國企業家涉足慈善,資助工廠困難職工子弟上大學……最令人意外的一條是從娛樂新聞裡看到的,狗仔隊拍到一個二線女演員在酒店「夜會富商」,很快又有網友「人肉」出了那個進房之前「先往嘴裡噴了半瓶神油」的老男人正是許文革。

  許文革也開始找樂子了,還是用他那種身份的人的典型方式找樂子。剛學會用單位淘汰下來的「586」電腦上網的杜湘東稍微有點兒不適應,隨之而來卻是輕鬆與坦然:一頭紮進凡俗熱鬧的生活,這說明那樁案件及其引發的後果已經在許文革心裡杳然消散。引用一句過時的套話,許文革學會了「和往事乾杯」。

  這也是杜湘東致力達到的目標。他回到單位,繼續上班,幹的還是檢查包裹的活兒。在有條不紊的重複勞動中,他實踐了那些更加過時的套話,比如螺絲釘精神什麼的,但卻不是「放在哪裡哪裡亮」,而是只要焊上了就義無反顧地生銹。劉芬芳的冷飲攤卻不開了。自從大出血過一次,她變得既怕冷又怕風,焐在暖氣邊兒上還得罩件大棉襖,更別提在屋外一坐一天了。好在對於下崗職工的政策又有變化,政府強制原食品公司的上級機關補交了社保,不光看病能報銷,每月還給發放一些生活費。劉芬芳也閒不住,自學了打毛線,每天攏在被子裡操持著兩根棒針上下翻飛。這些年,人們對「牌子貨」的成衣漸漸厭倦了,她的家庭手工業產品居然能賣個不錯的價錢,又聯繫了一個開服裝店的舊同事替她代銷,也是一筆固定的進項。身為窮人,他們日子倒也能過,甚而還有餘力慢慢償還外債。反正借的是親戚的錢,有個態度就行。

  還有一個不知能否算是「可喜」的變化,也和態度有關。或許因為氣血虛弱,或許是被漫長的臥床磨軟了性子,劉芬芳喪失了對杜湘東進行抱怨的熱情和鬥志,卻找回了早就丟到爪哇國裡去的多愁善感。她現在特別愛看日本和韓國電視劇,經常邊看邊哭,並且還會把那些悲戚的柔情推而廣之,施加在杜湘東身上。有時候,當杜湘東下班回家先給劉芬芳沖一杯紅糖水,或者週末攙著她出門去曬曬太陽,她的眼淚就下來了。一邊抹眼淚兒,她還會感激杜湘東的體貼,還會絮絮叨叨地為自己「虧欠了」他而致歉,進而還會在電視劇那莫名其妙的臺詞風格的催化下,說出像當年一樣抽象的話來:

  「有了今天,昨天和明天都是無所謂的。」

  轉變之大,幾乎讓杜湘東有點兒錯亂。剛開始,他的回答是:「你可別嚇唬我。」

  後來也順著她說:「每個昨天和明天都是今天。」

  於是,無數個昨天和明天都被今天覆蓋,一晃又是五年。對於杜湘東而言,這五年的時間感受和前一個、前兩個五年又有不同。不能說它慢,也不能說它快,不能說它空,也不能說它滿。總之,帶著某種塵埃落定的踏實,世事就從眼前滑過去了。錢越來越不經花,上網也不用接電話線了,空氣差得必須得在屋裡擺個淨化器,連豬肉和牛奶都有毒了,奧運場館竣工在即專等著萬國來賀……大多數事情好像既與他有關又與他無關。有興致,跟著人家高興或者擔憂一下,沒興致,那些高興和擔憂也就成了無的放矢。而說到對杜湘東的生活構成決定性影響的變化,似乎只有一個,就是看守所迎來了搬遷。

  搬遷之前,消息已經傳得滿天飛。直到那年入冬,命令才正式下來:在離城區更遠的山溝裡,已經建起了一座現代化的新看守所,老所全體員工和在押人員限期完成轉移。聽說這個大手筆的舉動,是為了給一個「經濟開發區」的規劃掃除障礙,也像所有有幸被「規劃」的城市邊緣地帶一樣,附近幾個村子早就上演了無數場悲喜大戲,有人發橫財,有人喝農藥,最後連墳都被推了個乾淨。而看守所是公家單位,更是連討價還價的資格都沒有,不過也算沾到了山鄉巨變的好處——分房的承諾終於兌現,新所配套了一棟塔樓宿舍,員工人人有份兒。杜湘東也分到了一套客廳朝北的小兩居。

  當全所上下都在興致勃勃地搬家,他和劉芬芳卻拖延了下來。新所按部就班地投入使用,但老所這邊還有一些未竟事務,比如一些設備正等著拆走,倉庫裡的陳舊器材還可以賣些錢,以及按照舊地址寄來的公函和信件仍需要查收。所裡派了一個管後勤的副主任帶領幾名閒人留下來料理,其中就有杜湘東。而等這輪善後也結束了,領導又覺得既然拆遷隊還沒進駐,徹底甩手也不是個事兒,於是動員那幾個還沒搬家的職工,看誰願意發揚風格,替所裡把把門兒,站好最後一班崗。

  杜湘東報了名:「我留下得了。」

  那位副主任有點兒不好意思:「別別,這攤事兒我負責,該我留下。」

  杜湘東便解釋:「新樓味兒大,我老婆身體又不好,怕熏著她。」

  這個理由也說得通。上面再一盤算,搬遷以後工作更忙,人手本就不足,留下的理應是個無關緊要的角色,那就非杜湘東莫屬了。於是,他成了這座看守所裡最後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警察。他每天的任務就是沿著舊所圍牆溜達一圈兒,再給新所打電話報個平安,如果犯懶,窩在家裡不出來也沒人管。到了晚上,家屬院裡四下漆黑,寂靜得連貓狗都仿佛響應政策搬了家,只有他和劉芬芳的屋裡一燈如豆,又像被墨水浸透的紙上破了個洞。在這種環境裡,倆人便生出了與世隔絕的心態,不過倒也安然。

  杜湘東覺得好笑:當年一門心思離開的是他,如今賴著不走的也是他。在這座行將廢棄的看守所裡,他究竟想要紀念什麼,緬懷什麼?而再過不長的一段時間,當那圈高聳的圍牆在爆破聲中轟然倒塌,也就意味著一段舊的故事終於講完了吧。這個故事他已經看到了盡頭,就像電視劇的最後一集,雖然不能錯過,但無論演員還是觀眾都早已陷入了疲遝。

  然而杜湘東想錯了。故事當然要講完,卻不是他默認的結局。

  他也沒想到,還會有人造訪這座只剩了個空殼的看守所,並且都是沖他來的。

  第一位訪客是劉秋穀。那時冬天還沒過去,杜湘東早上從家屬院出來,剛繞過半圈圍牆,便見看守所正門外停著一輛奔馳車。司機還是被他小小地教訓過的那位,此刻正望著擋風玻璃外的空曠景色一臉茫然。杜湘東並未立刻過去,而是駐足遠遠觀望了一會兒。就見車門打開,只下來了一個劉秋穀,一瘸一拐地向他走來。

  幾年過去,這小瘸子似乎終於長成了個大人,一腦袋黃毛變回了黑色,下巴上佈滿了胡茬。靠近杜湘東,他點了下頭:「許哥讓我給您帶個信兒。」

  杜湘東看到劉秋穀的胳膊上帶著黑箍,心裡明白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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