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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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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到看守所後,等待杜湘東的又是讓人透不過氣來的生活:查監、掃除、點人頭兒、寫檢查。檢查不光要給自己寫,還得替老吳和所長代筆。如今只要上面有人過問那起越獄案件,幾位當事人就得奮筆疾書一番,而倆老同志被折騰煩了,乾脆把這種差事都推給了杜湘東。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你是大學生嘛,寫得比我們深入、全面、觸及靈魂。乃至於連管轄之內的犯人也敢看不起他了。有一次訓了鄭三闖兩句,老炮兒把眼一斜:「別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也跑。」居然噎得杜湘東沒說出話來。 所以再接到刑警同學的電話時,杜湘東真感覺對方遞來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天離上次進城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他正在辦公室裡發愣,就聽見天花板上的喇叭響了,有他的電話。杜湘東本以為是劉芬芳找他。劉芬芳和他雖然領了證,但卻沒辦婚禮,這是因為杜湘東沒臉請領導和同事去喝喜酒。他覺得那簡直像是給越獄的犯人擺慶功宴。劉芬芳自然不樂意,狠狠地犯了會子憂愁,進而一怒之下,沒住幾天就從郊縣的婚房搬回了城裡。於是倆人聯繫還得靠電話。然而當杜湘東趕到管理科,從電話裡聽到的卻是男人的聲音: 「你這張烏鴉嘴,還真說中了。」 同學告訴他,從姚斌彬嘴裡挖出消息後,刑警大隊提前幾天就調派人員前去蹲守,局裡的領導向更大的領導保證,一定要把許文革就地抓獲,清除首都治安的一大隱患。然而苦等了一個星期,連個人影也沒見著。辦案人員這才不得不反思情報是否可靠,而重新再審姚斌彬,他只答了一句:「不是成心想逗你們玩兒,是不編出點兒什麼你們就不讓我睡覺。」然後又死不開口,並且開始了新一輪的絕食。同學也才又想起了杜湘東的風涼話。 他問:「你猜到了姚斌彬不會供出許文革?」 杜湘東含糊道:「我那時也不確定……就是感覺這倆犯人跟別人不一樣。」 「咱們當警察的,辦案子可不能憑感覺,得靠證據。」同學仍不忘踩杜湘東一腳,但又問:「那你到底有什麼感覺?」 杜湘東便把倆犯人在看守所裡的情況大致講了。結論是許文革護著姚斌彬,姚斌彬也會護著許文革,倆犯人之間的情義遠比旁人想像的深。講完又說:「姚斌彬他媽和許文革的感情也不一般。要抓許文革,不妨把她當成突破口。」 同學「咳」了一聲,聽來有點兒氣急敗壞了:「你以為我們想不到?光我就找過那女人好幾次。姚斌彬強,多半兒是繼承的他媽,他媽比他還強——到現在都不相信兒子會犯罪,一口咬定這案子是冤假錯案。後來瞭解到,這女人一直對廠子有成見,甚至對社會、對政府都憋著一口氣,再加上前些年中了一次風,性情變得更加古怪,簡直沒法跟人打交道。」 杜湘東問:「對了,姚斌彬他爸呢?死了還是離了?」 同學說:「這事兒說來可就長了。姚斌彬一家其實都是廠裡的人,他姥爺是五十年代的勞模,先給提拔了上去,後來又挨了整,病死在牛棚裡了。留下一個女兒,年輕的時候挺漂亮,不少男的都對她有意思,幾個青工同時追她,鬧得沸沸揚揚的。後來組織覺得老這麼著也不是個事兒,就出面解決她的個人問題,動員她跟一個剛死了老婆的副書記結婚。這也是保護她的意思,畢竟她爸有政治污點嘛,找個依靠,也不至於抬不起頭來了。不過咱們的組織你也知道,做動員跟下命令差不多,反而把她給逼急了,一氣之下嫁了個附近村裡的農民。一時間別說那些追求者了,連組織都傻了眼。 「至於以後的生活,那就別提了。她看不上丈夫,嫌人家髒,嫌人家沒文化,可人家還嫌她臭講究,嫌她不會幹活兒呢。等到生下個姚斌彬,從小又是個藥罐子,把她那點兒工資都貼補進去了,夫家在錢上也落不下好處,更覺得這婚結虧了。於是工農聯合的結果就變成了三天兩頭打老婆,揪著頭髮從村頭踹到村尾,旁邊兩隻狗叼著鞋,打完了再從狗嘴裡接過鞋,回廠醫務室抹紅藥水。打了幾年,終於離了,夫家索性連姚斌彬這個孩子都不認,因此姚斌彬有爹也相當於沒爹。我們也去過村裡,連他爸的人都找不著,說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 敢情刑警的調查工作要比杜湘東細緻得多。而本來是要討論案情,不覺間卻變成了痛說姚斌彬的家史,雙方都有些乏味,還有幾分出離之感。悶了一會兒,杜湘東這才歎氣似的「啊」了一聲,刑警同學也把話題拉回到案子上:「其實找你,是想讓你幫個忙。」 杜湘東說:「我能做什麼?」 同學說:「替我們接觸一下姚斌彬他媽,看能不能挖出什麼信息。」 杜湘東說:「有你們在,哪兒還需要我去。」 同學說:「現在姚斌彬他媽的情緒已經很抵觸了,前兩次過去,她乾脆連門都不讓我們進。那是個愛走極端的人,我們很怕她像當年一樣被逼急了,反而甘心當起了許文革的共犯。再盤點一下這案子的相關人,跟那女人打過交道的只有你,我們這邊能信任的也只有你,所以這事兒非你莫屬,你就別推脫了。」 杜湘東沉默片刻,又問:「你讓我做這事兒,是私人幫忙,還是上級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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