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愛情(46)_劉靜

四六

　　老太婆松了一口氣，說：「燒紙不難，我教你。」於是，她就一五一十地教我母親起來。當教到邊燒紙要邊叨咕的時候，我母親笑了，擺著手說：「算了，算了，我學不會，也叨陸不出來。」

　　老太婆一把抓住我母親搖擺的手，望了一眼站在一旁聽得入迷的我說：「行，行，你不說也行。讓你小閨女說，小孩子的嘴乾淨，鬼更聽！」

　　老太婆就彎下腰來教我，告我要這樣叨咕，那樣叨咕。最後，她問我聽明白了嗎？我點頭說聽明白了。她滿意地伸出枯瘦的蓄著長指甲的手拍著我的頭，替菩薩給我許願：「嗯！好孩子！幹這種事積德，將來有好報。你以後能尋上個好女婿，當大官太太，生大胖小子，享大福大貴，活長命百歲。」

　　那天，我母親胳膊下夾著老太婆給的一包用報紙包起來的黃不拉嘰的粗植的草紙，鬼鬼祟祟地回了家。

　　那天晚上，母親因為我成了她的同盟就格外善待我。母親用眼神同我對話，我也用坐立不安來回報母親的信任，以至於母親不得不提醒我說：「小政，你的屁股下長刺了嗎？」

　　那些日子我父親正好開會不在家，而我又有父親一不在家就搶佔他的鋪位的習慣，這給我和我母親搞迷信活動提供了方便。

　　老太婆讓我們半夜十二點去燒紙，說那是個鬼魂出沒的鐘點。但不到十一點我就困得睜不開眼了，母親不得不提前拉上我，賊頭賊腦地出了家門。

　　老太婆還讓我們到梅亞莉家附近的十字路口去燒，但我母親不願走那麼遠的路，就偷工減料地鑽到我家附近的一片小樹林裡。我母親大概也怕在十字路口上碰到人，傳出去影響不好。

　　我母親找了個樹枝，蹲在地上畫了個圓圈，又在圈裡頭打了個X，然後把那一包草紙放到圈子裡X子上，開始燒紙驅鬼了。

　　火慢慢地著了起來，火光中，我看見母親緊張又滿含希冀的臉。母親蹲在火光前很忙，一邊四下裡張望，一邊用樹枝子扒拉著燃燒的紙讓它們燒透，一邊還不住地用膝蓋撞我。

　　我知道母親的意思，但這個時候我也只能假裝不知道了。因為我突然發現我已失去了白天的勇氣，張不開嘴叨咕了。我覺得一個人要自言自語地說話挺傻也挺那個的；再說，我也挺害怕的，萬一那個女鬼出來溜達，聽到我叨咕她的名字，跑過來怎麼辦？於是，我就向一邊移，遠離母親的膝蓋。

　　母親的膝蓋夠不著我了，就用另一隻手捅我，我就又往一邊移，一直移到母親即便用樹枝也夠不著我為止。母親在火光中用白眼珠子挖我，我也只好硬著頭皮假裝看不見了。

　　好不容易等到火一點點熄滅掉了，母親扔掉手裡的樹枝，一邊拍打著落在身上的紙灰，一邊用腳往紙灰堆裡埋土。可能是用力過大，母親的一隻腳掉進了鬆軟的灰堆裡，母親「哎喲」了一聲，像鶴那樣單腿立著，倒鞋子裡的紙灰。

　　母親把鞋子穿好，蹺著的一隻腿放下，騰出手來突然推了我一把，壓低了聲音說我：「你啞巴了？不會說話了？」

　　我被母親搡了一個趔趄，並且嚇了一大跳。氣急敗壞中我也推了母親一把，但可惜沒有什麼成效。我也壓低了嗓子說我母親：「幹什麼你？神經病啊！」

　　母親在黑暗中問：「你說誰是神經病？」我在黑暗中回答說：「你是神經病！她是神經病！都是神經病！」說完，我怕挨揍，撒開腳丫子就跑，邊跑邊自然而然地叨咕起來：「神經病，神經病，全都是神經病……」

　　我跑到大路上，正碰上一個流動哨，哨兵站住身子邊拉槍栓邊問：「誰？口令！」

　　我並不站住，邊跑邊對那個黑影哨兵喊：「我！神經病！」

　　燒過紙錢後，我們全家一起添了個毛病：都在暗暗觀察梅亞莉有什麼變化。燒紙的第二天，我就把昨晚的活動當做參與的資本給炫耀出來了。

　　我們遺憾地發現，梅亞莉一如既往地「咯咯」地傻笑不止。梅亞莉的~如既往給我們全家上了一堂活生生的「破四舊立新風」的教育課。一段時間裡，我母親和我成了家人取笑的對象。

　　可怕的是，梅亞莉的變化不僅僅局限在笑聲中，她的一舉一動都在變，像春季脫皮的蛇一樣，把大上海留給她的一切，慢慢地、一點點地蛻淨。

　　她學會了扯著嗓門說話，像島上的婦女那樣，即便是問聲平安道聲好也像是吵架。昔日的細聲細氣和吳音軟語人們是再也別想聽到了。雖然江南的口音一下子改不乾淨，但她似乎是在走語言上的捷徑，努力模仿海島上的方言土語。比如，她在半路上截住一個挑水的漁婦，會扯著嗓門說：「放下放下！喝口水！媽吔，渴死俺了！」她把頭探進水桶裡，「咕咚咕咚」地喝上一氣，抬起頭來，用手掌一抹嘴巴，說上一句不太地道的本地土話：「真得味！」於是，挑水的和喝水的一起「嘎嘎嘎」的一通大笑，像兩隻被追趕的鴨子。要命的是，梅亞莉還學會了用髒話罵人，她罵起「媽了個X」這樣的髒話連眼都不眨一下。

　　梅亞莉的變化是脫胎換骨式的。島上的人們先是驚駭她的變化，怕是大城市的詭計。慢慢地，看出了梅亞莉的真心實意和死心塌地，人們也就放下了戒備，打消了疑慮。首先，是漁村裡的人們向梅老師張開了略帶腥味的懷抱，接納了她。

　　隨軍家屬們在一旁看得百思不得其解。何日子一久，她們也就不再浪費那個腦子了。她們主動地對梅亞莉放下了武器，在上學放學的路門走個對面，也敢主動先打招呼了。隨軍家屬們是懂道理的，她們認為：人家現在都不如咱了，咱還想讓人家幹什麼？

　　在這個島上，大概只有我母親一個人對梅亞莉的變化痛心疾首。我母親私下對我父親歎道：「這個小梅，聰明要被聰明誤了。」

　　一次，我在一旁聽我母親勸導梅亞莉，連我都聽進去了，梅亞莉卻根本不往心裡去。她咯咯一笑，說：「嗨！怎麼活不是個活？怎麼舒服就怎麼活唄！」

　　我母親不信任地盯著她問：「你這麼活舒服嗎？」梅亞莉頓了一會兒，一語雙關地盯著我母親反問：「你看我不舒服嗎？」

　　我母親馬上就鞭口無言了。

　　我的家人們在飯桌上議論梅亞莉，認為她的的確確是被那個缺心眼的傻媳婦的陰魂給附住了。我二姐甚至埋怨我和母親那次燒紙沒聽老太婆的話，時間和地點沒有嚴格按照要求去做。她主張重新再燒一次紙錢，把梅老師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

　　一直在埋頭吃喝的大姐吃飽喝足了，她一邊措著她的油嘴一邊說我們：「你們在這瞎操什麼心？梅老師這樣怎麼不好？我看就挺好的！不是號召知識份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嗎？現成的無產階級的靈魂你們不讓她要，你們想讓她要什麼？難道想讓她要資產階級的靈魂不成嗎？！」

　　在學校是紅衛兵大隊委的大姐一拍屁股揚長而去，剩下我們幾個圍著飯桌半天回不過神來。

　　聽她的話句句都是混帳話，但這混帳話聽起來又句句入耳，真不知是怎麼回事。

　　「怪事！」我母親搖著頭說。

　　不知為什麼，我父親對梅亞莉的丈夫許放之死一直心懷內疾。這種善良的內疚，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個包揪，似乎沒有什麼辦法能使他卸下這個沉重的包袱，除非許放叔叔能再活過來。但這是不可能的事。

　　前邊我已經說過了，我父親一直都是一個本分的樸實的善良之人，但自從他的生命中有了那個沉重的包袱後，我在那種本分和樸實的善良背後，又窺視到了另外一種東西，一種與善良無關的東西。

　　我的兩個哥哥成了那次事故的替罪羊。首當其衝的是我的小哥，受害最深的則是我的大哥，為此他失聰了一隻銳利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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