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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當然,我是不會允許年老的父親返老還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氣的。我知道,對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臉,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開玩笑說,爸,你怎麼淨徙記著死的?你怎麼就不想想有可能活著的大爺?

  說完這句玩笑話,我心裡悚然一驚。我怎麼覺得這句話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干年前,有誰說過這句話,或者說過與這句話非常相似的話。

  是誰說的呢?我的大腦向前猛跑,跑著跑著,跑到了1974年的那個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于明的姐姐,說過與這極其相似的一句話。

  她的原話是這樣的一一她當時問我們的父親:那大爺呢?你想不想大爺呢?

  那個時候的記憶忽然如無邊無際的浪濤,鋪天蓋地地撲到面前:父親坐在一張籐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著他。我還清晰地記得父親當時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樣子。父親當時的聲音就在耳邊——

  父親深歎出一口氣來,很壓抑地說:失去聯繫這麼久了,想又有什麼用?

  我望著日光燈下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的父親,他蒼老的頭顱在日光燈下顯得有氣無力。

  父親歎出一口氣來,那氣也歎得無精打采。父親底氣不足地說: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麼能不想呢?父親的樣子和父親的回答,令我有一種傷感在體內彌漫。我不知道是因為父親老了,對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懷有一種不可遏制

  的嚮往和留戀,還是因為父親離職閒適下來,無官一身輕地返璞歸真了。我以為,這兩點對父親都有點為時已晚了。他老了,對一些對他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只能有想法而無法有行動了。我想,這真是一種悲哀,一種於事無補的悲哀。

  那天,去給兒子上戶口的丈夫,除了帶回―棟色的硬殼戶口本外,還帶回了一個鮮紅的小塑膠證。我接過一看,是個獨生子女證。丈夫在一旁開玩笑說:你可別小看了這個小本子,它一個月可以給兒子掙六塊錢哩。

  我也緊接著開了一個玩笑說:我可真沒敢小看它。一個月六塊錢,剝奪了兒子享受兄弟姐妹快樂的權利,買斷了兒子終身的孤獨。

  我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罾將享受一種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的沒有兄弟沒有姐妹的叫做獨生子女的嬌慣。今後,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將連個與其血脈相通的親人的想頭都沒有。他將孤獨地承受著父母的血緣。他的生命註定著脆弱也註定著沉重。他的脆弱,在於他今後簡直就不能有個三長兩短,他連個可靠的血源都很難找到;他的沉重;在於他寄託和承擔了太多太多的東兩,恐怕他這一生都要為這種寄託和承擔所累。

  我感到我傾兒子。

  兒子在我的懷中很乖,他睜著黑亮的眼睛望著我,眨漸艮少眨一下。人家說,未滿月的孩子是看不見東西的,我不信。這麼黑這麼亮的眼睛會看不見?他會看見的,他一定看見了他母親此刻臉上的愧色和憂鬱。

  我搖著懷中很乖很乖的兒子,嘴裡輕輕地說些想說給他聽的話。我說,

  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這個時候,父親在那天晚上的蒼老的底氣不足的聲音響起在我的耳邊: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麼能不想呢?

  那一刻,輕擁著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我決定:找大爺!繼續尋找我們的大爺!

  真是這樣,我繼續對我們大爺的尋找,是從同情父親的衰老和感悟兒子的孤獨開始的。我的這種尋找,不同于我姐姐的尋找。我的尋找遠遠比不上我姐姐那種莫名其妙地發自內心的充滿了激情和熱情的尋找,我的尋找是一種同情和一種啟發的結果。因此,我的尋找註定不如我姐姐的尋找主動和頑強。這種尋找不可能影響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種順便而已,要看我的心情,還有我的方便。

  我工作的編輯部有一個到南昌去約一部關於起義方面的稿子的差事。因為那日子既不是春暖也沒有花開的不合旅遊的時宜,加上南昌城除了一些革命的遺跡也的確沒什麼好看的。因此,主任的話音息了許久也沒人挺身而出。此時,我正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看一部三校的長篇,一而再再而三地閱讀已使我失去了閱讀的熱情,剩下的只是一些職業道德的例行公事。當主任第二次提到南昌時,我突然地意識到南昌是江西省的省會,而九江又在江西的境內。

  我放下手裡的紅筆,站起身來,跟主任說,我去。主任頗感意外但很滿意地望著我,我的同事們雖然不解但集體地不約而同地如釋重負。在這種情況下,我簡直覺得這趟去南昌約稿子、順便到九江找大爺之行,是件利國利民利己的好事情,自然而不牽強。

  我肯定是要先到南昌辦公事然後去九江幹私事的,這點事我還是懂的。到了南昌,我坐著計程車直奔那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的家。他在他的書房裡比較矜持地接待了我。他以為他的矜持跟他的身份和名氣很配套,但我對他的矜持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他電腦裡的東西能不能馬上給我。據我們所知,他的這部吹了一年多的長篇紀實小說,吸引了不少的出版社和書商,我們出版社也想要這部小說,極想要。

  他矜持地說,這個嘛,讓我再考慮一下。

  我是不允許他的考慮的,連半下都不行。我此行的目的不是南昌而是九江,不是約稿子而是找大爺。對我來說,南昌之行只是個順便,我沒有必要把時間耽誤拍頓便上。

  我說,你如果還有別的打算請千萬直說,我們不想跟別的出版社撞車。

  他愣了一下。他們這些人是很樂意看自己的作品那份被爭搶的熱鬧的。即便沒有這種可能,他們也想製造出這種可能來,更別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了。他有些意外地望著我,意外之下言詞就有明顯地自戀傾向,他說,不是我不想給你們,實在是別的出版社的朋友太想要這稿子了……

  我忙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就不難為你了。他更加意外地望著我,但這種意外只停留了一會兒。作家的虛榮和自尊使他很快就校正了意外,他更加矜持了,慢條斯理地說,好吧,那我替我的朋友謝謝你們。

  我說,不謝!在他起身送客之前搶先抬起了屁股。我是不想被人家主動送出門的。我站起身來,很誠懇地伸出手來謝他:謝謝你,真的!

  我的確是真的謝他。若不是他的虛榮還有他的自尊,我還不知要被他在南昌吊多久的胃口耽誤多少時間哩。

  九江其實很小。下了火車,我只問了兩個人,就找到了父親提供的藏在他肚子裡四十多年的地址:陸知裡路後樓九號。

  本來我以為這是一間或幾間房子,沒想到它竟是一幢房子,一楮有圍牆的二層小樓。

  我頗感意外地望著鐵門上的門牌號,我想,1950年的大爺和他的一家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形?住在這樣的一幢房子裡,竟然也敢用「水深火熱」這樣的詞彙,的確是太不像話了,難怪我父親會有不快呢。國民黨的確不是東西,把大爺這麼好的人都帶壞了。起胃得不老實了,不說實話了。

  我敲開鐵門,一個小保姆模樣的女孩站在鐵門裡邊毫無禮貌地上下打量著我,她那張典型的南方臉上沒有一絲熱乎氣兒。她簡潔地問我: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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