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愛情(28)_劉靜

二八

　　我父親是個極愛面子的人，他不願讓人知道他堂堂一個偵察大隊的副大隊長竟是個連字都不識的文盲，尤其不願讓這裡的女醫護人員們知道。於是，我父親吊著個傷臂，帶著他的通信員，騎著快馬，星夜疾馳他的部隊。

　　半夜三更，隊部的書記被我父親從被窩罜拖起來，揉著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從一個叫下窪的村莊跑丟了的大爺寫來的。只有薄薄的一頁宣紙，用毛筆寫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筆字使我父親不敢相信這是他同樣沒上過學的大哥所為，即便分手近十個年頭了，父親還是不相信大爺會在這方面有什麼突飛猛進。不但我父親不相信，連隊部書記也不相信。他這時已經全醒了，把大爺的來信湊到油燈下仔細地看。他說，這毛筆字很有功力，不是有一般文化的人能寫出來的。

　　大爺的信寫得言簡意賅。他在信上告訴我父親，他還活著。那年失散後，他在離下窪不遠的地方碰上了一支隊伍，一支國民黨的隊伍，他就跟上隊伍走了，最終混到了個少校軍需官。他們的隊伍在江西幾乎全部被俘，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他因為拖兒帶女的不方便還有別的一些原因，現在滯留在九江。

　　這封總共才一頁紙的信，有半頁紙是訴苦和求援的。我大爺在信的最後，有點危言聳聽地告訴我父親「現在，我們一家老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請我父親火速寄些錢去，以解他們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

　　我大爺的這封信，除了給我父親帶來驚喜外，還給我父親帶來了部分的不快。我父親的不快是合情合理的：親兄弟失去聯繫這麼多年，好不容易聯繫上了，別的話先顧不上說，張口就要錢！好像兄弟間除了張口要錢就沒別的什麼值得客套的了！

　　大爺的這種重利輕義，使父親把那種不快很快就轉嫁到國民黨身上。父親充滿了階級色彩地想：好好的一個老實人，十年不到，就讓國民黨給帶壞了！

　　那天晚上，父親和隊部書記，湊在一蓋快沒了油的半死不活的油燈下，你一句我一句地給大爺回了一封信。

　　信是書記執筆寫的，用的是一支破鋼筆，同樣是一頁紙，紙上的字被書記寫得又大又醜。在信中，書記替我父親告訴我大爺：我手裡沒錢！我們實行的是供給制，是不發錢的，哪來的錢寄給你？

　　最後，又用解放軍的首長們慣用的口氣給我的大爺出了一個主意：「我建議你，帶著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去。」在我父親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鄉是塊寶地，只要回家鄉，什麼困難都能克服，什麼問題都肯謎刃而解。

　　我大爺接到我父親的信會是怎樣一種心情，我們不得而知。有—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沒有接受我父親的建議，也就是說他沒有帶著老婆孩子回家鄉南於。不知是生我父親的氣還是根本就沒有接到那封信，從此，他斷絕了同家鄉一切人的聯繫，包括我的父親。

　　我們剛剛有了消息的大爺，就這樣又變得杳無音信，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那封來信和那封回信，被我的父親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原原本本地彙報給組織並上交給組織了。於是，組織掌握了我父親除了有一個當土匪的二哥還有了一個當過國民黨少校軍需官的大哥的情況。

　　那年，我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父親只有24歲。因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戰，他的提升比較順利也比較地快。人們沒有什麼理由懷疑一個24歲的副團職軍官的遠大前程。

　　我父親那時也不懷疑，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他那時笑口常開，在晴朗的陽光下邊，他整齊潔白的牙齒閃著一種健康的光芒。

　　我父親在54歲離職休息的時候，只是個副師職幹部。從這點上看，笑得過早不是什麼好事。笑到最後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親笑不到最後。

　　我的搞幹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親開玩笑說：爸，你們這類幹部只適合戰爭環境。你們的忠誠和捨生忘死是我黨我軍一筆可貴的財富。但你們天生地不適合和平年代，因為和平年代需要別的東西，可惜這些東西你們恰恰不具備。

　　父親不服氣地爭辯說：你說說，你說說，我不具備和平年代的什麼東兩？！

　　大哥彈著手裡的煙灰，很當真地想了一會兒，笑著說——他笑的意味深長，說的也意味深長——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給組織的那封大爺的來信。」

　　我對1976年記憶上的深刻來自國事和家事。國事自不必說，家事卻說來話長。

　　1976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從同學家滿心歡喜地回來，正碰上慌慌張張準備出門的父母。

　　母親一把拽住我說：於青！爸爸媽媽有事出去幾天，你好好呆在家裡，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聽出母親聲音裡的顫音，感覺到母親手上的顫抖。我有點害怕，追著問：媽，你們上哪？怎麼啦？母親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我看見母親眼睛裡的絕望。

　　在等待父母囬來的漫長的日子裡，我想，父母出門時如此驚慌失措，會出什麼事呢？當時自問自答地設想了許多事情，但惟獨沒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殺。

　　我是從別人的嘴裡知道我姐姐的自殺的。那個時候，我對自殺特別恐怖。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殺這件事的本身。我想為什麼要自殺？在那個年代，我對自絕于人民自絕於黨這個詞特別的熟悉，不光是我，那個年代的人沒有不對這個詞記憶深刻的。姐姐的自殺，首先給予我的是壓力，其次才是悲傷。有時，我甚至連悲傷都嚇得沒有了，只剩下壓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別特別在意別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們臉上和眼裡的內容，稍有不對，馬上就會臉紅心跳。我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身心的疲憊，因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為什麼會自殺？為什麼要自殺呢？

　　有一封來自父親家鄉的信，一封署名的檢舉信，將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劇拉開了序幕。

　　檢舉信是寫給省委的，檢舉的是我姐姐于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話，是我姐姐在找不著二大爺的屍骨的情況下發的那句牢騷：「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話是很要命的。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讓她「說清楚」。這種脫口而出的牢騷話如何說得清楚？何越是說不清楚，問題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難過。

　　幸虧姐姐有一幫子朋友，這幫子散落在省城各個領域的朋友相當有實力，在他們的努力下，姐姐好歹從檢舉信中逃了出來。

　　檢舉信的陰影還未從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風暴又殃及到她。我姐姐再一次被審査，這次的審查再沒有什麼人能幫上忙了。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離在一個什麼地方。那段隔離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過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將姐姐心中的什麼東西給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記日記的習慣，但那段日子姐姐卻突然中斷了她六幾年的習慣，日記本裡從那時開始，是大片大片的沉默。

　　姐姐出來的時候，已經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氣已經很涼很涼了，這種天氣非常適合姐姐當時的心境。據說，她經常站在窗前，望著窗外飄零的落葉，漂亮的臉上一派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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