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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尋找大爺6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爺的墳墓。她以為永垂史冊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會受到善待,得到保護。想不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讓縣史辦的人面面相覷。戴眼鏡的書呆子竟說,我們只搞文字工作,負責收集編撰有關的史料,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至於其他我們可管不了。我姐姐問:按照你的劃分,這類屬於經濟基礎範疇中的工作應該屬於哪個部門管?戴眼鏡的書呆子很認真地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說,大概,大概,大概應該屬於民政部門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優撫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沒找到于有慶的名字。也就是說,本縣的各個革命歷史時期的應該優撫的烈士中,根本就沒冇于有慶這個人!

  我姐姐畢竟年輕,沒有處理這類事情的經驗,她有點沉不住氣,用質問的口吻問人家:你們不是說他是抗日志士嗎?不是說他永垂史冊嗎?他連你們縣民政局的這種小冊子都進不去,他怎麼永垂史冊?

  優撫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質問的口吻,連同她那字正腔圓的純正的普通話。人家收起了開始時的熱情,公事公辦地反問道:誰承認他是抗日志士了?誰說他永垂史冊了?

  我姐姐理直氣壯地說:你們縣史辦的縣誌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哩!

  優撫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縣史辦唄!幹嗎找我們?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轉身摔了優撫科的門,脾氣很大地走掉了。她不知道,她還沒走出民政局的大門,優撫科的人就開始議論她:哼!想要烈屬待遇,還不好好說話。她以為她會上京話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沒找到二大爺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著沉重的疲勞的雙腿,心裡堵堵地難受。她有點想不通地問那個自始至終陪著她的宣傳組的人:你說,怎麼鬧了半天,他連個烈士也不算,連個骨頭也找不著了呢?

  那人想了想,說:這裡邊的環節挺多,也挺複雜的,不是一個人一個部門能搞得明白處理得清的。

  我姐姐愣了會神,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銷出句: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他沒想到我姐姐會說出這等話來,就很特別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長。

  我姐姐畢竟年輕,她還不知道察言觀色對一個人的重要,否則的話,她不會對那意味深長的一眼掉以輕心。

  找不到二大爺的墳墓,我姐姐又心血來潮地開始找我們祖母的墳墓。

  她站在一條寬闊的柏油馬路邊,出神地望著各種各樣從她身邊疾馳而過的車輛。速度很快的車子帶起的氣浪一次又一次地撲打著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這條本縣通往省城乃至全國各地的柏油路上,怎麼也想像不出昔日荒墳遍地的景象。這是我們的祖母最後歸宿的地方,她被我們的大爺和我們的父親倉促地埋在這裡。現在,她的屍骨哪裡去了?她的靈魂哪裡去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這些東西存在,我們祖母的靈魂豈不讓這些沒完沒了碾來碾去的汽車吵死煩死嗎?

  她抬起手腕,看著手錶上的秒針,心裡默數著來來往往的車輛。一分鐘後,她在38這個數字上餅。

  這個數字令我的姐姐于明心悸。她似乎隱隱約約記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歲。

  冥冥中,似乎永遠38歲的祖母正揚著尚且年輕的手,輕輕地呼喚她:明兒,明兒,明兒……

  在家鄉冬季灰濛濛的天空下,我的姐姐于明潸然淚下。

  現在想來,導致我姐姐那麼不可思議地尋找大爺的熱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爺寫給我父親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親在金廈戰役中,被子彈將右大臂打了個貫通傷。當時因醫療條件的簡陋和醫護人員的魚目混珠,致使我父親的右臂被接錯了位。等打開了石膏我父親的傷臂見了天日後才發現,我父親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內翻動了。於是,內疚的醫護人員又為我父親做了些無濟於事的小的技術處理。這樣一拖拉,就將我父親治病養傷的過程搞得比較漫長。

  這段日子,是我父親從1941年11月參加革命以來,在一個地方呆得最長的一段時間。大氣候是全國已經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戰役再也用不著南征北戰的大行動了;小氣候是我父親養傷這一段日子,是清閒的,同時也是固定的。

  1950年2月的一個傍晚,閑呆在病房的我父親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親接過這牛皮信袋寫給他的信,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是這是我父親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對收信的感覺是如此的陌生;二是我父親在心裡一個勁納悶,他想不出誰知道他在這個地方,誰會給他寫信!

  其實,只要他動手輕輕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另一個問題接著冒出來了,我父親那時還基本上處在對文化兩眼一抹黑的狀態中,他除了認識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別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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