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巴比倫(61)_路內

六一

　　幹過之後，我還問她，為什麼隔壁做愛的聲音我聽不到，難道他們也這麼克制嗎。白藍說，隔壁是老頭老太，老頭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輩子了。我追問道，那麼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藍說，你真煩，管那麼多幹什麼。我就說，這裡真不一樣，不像我們農藥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們後來做愛，聲音一直都很輕，而且還戴著橡膠套子。我問她，這個套子是不是從醫務室裡偷出來的，她說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膠套子裝在一個飯盒裡。有時候她自告奮勇給我戴套，有時候讓我自己套，她在一邊看著。還有一次，她把套子含在嘴裡，就這麼給我套上了，技術非常高明，一般醫生都不會這一手。幹完之後，她讓我用手指捏住套子根部往外抽。

　　發生關係之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說在廠裡互相看到，眼神就會不一樣。我們廠裡有那麼幾對，談了戀愛之後，經常在廠裡挎著膀子量地皮，從甲醛車間晃到糖精車間，從司機班晃到鍋爐房，十分招搖。師傅們站在視窗，看到他們走過來，就會大驚小怪地說：「壓路機來了。」然後對著他們品頭論足。這些待遇我都沒有，一則是她不願意跟我在工廠裡壓馬路，二則我也覺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間卿卿我我，實在是沒什麼可自豪的。事實上，我連中飯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幹部餐，我是工人餐。我們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來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鬧牙疼。我在廠裡遇到她，直接問她：「還疼嗎？」這時正好倒B從我們身邊走過，聽到這句話，就扭過頭來打量我們。白藍做出很疼的樣子，指了指腮幫子，好像講不出話來。後來在醫務室裡，大肥婆不在，白藍對我說：「你說話注意點，什麼疼不疼的，讓人誤會。」我滿不在乎地說：「不會誤會的，只有處女才疼。」說完這話，冷不防臉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頭一看，她用來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膠手套！她還問我：「你疼嗎？」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說，咱們倆這麼濃厚的交情，為了一句笑話，你丫竟然用婦檢手套抽我！她就說：「乾淨的。」

　　我聽我奶奶講過，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會連倒三年黴，唯一的辦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這麼一個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會把耳光再抽回來，那就抽來抽去沒個完，有這種閒情，還不如躺到床上去做愛呢。倒楣就倒楣吧。

　　有關我和白藍之間的事，廠裡沒人知道。白藍不希望別人對著她指指點點，我更是吃夠了寫詩和看胸罩的虧，再也沒那麼傻了。回想我剛進廠的時候，跟著老牛逼到處招搖，一點便宜都沒占到。工廠生活有一條原則，隱秘之處最安全，只要沒人注意你，就能年復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這個道理已經太晚了，而且運氣不好，最終還是得去上三班。

　　其實，我和白藍對外保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這場愛情最終將會以什麼形式來收場。她曾經問我：「要是咱們分手了，你覺得廠裡哪個姑娘合適你？」我想了想說：「我覺得勞資科的小噘嘴不錯啊，以前對我很凶，現在好多了。」白藍說：「那姑娘有什麼凶的，小丫頭一個。」我說：「人家也就比你小一歲，哪裡小丫頭了？」白藍說：「找秦阿姨說合說合吧。」我說：「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藍說：「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紹給你，還在讀中專。」我說：「長得跟你像嗎？不像我不要。」白藍說：「那就難了，跟我像的，那就是電影明星了。」

　　現在我知道，這種調侃的方式，其實是一種暗示。在我當時看來，離別總之是傷感的，因為傷感，所以不能用言語來表達，好像春天裡綿密的細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絲，不知道該不該打傘。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樣一種傷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調侃來安慰自己。

　　她還對我說：小路，很難想像你將來娶的老婆會是什麼樣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負死。我就說：我倒是能想像你的老公是什麼樣，一定很溫和，很有文化，看見流氓就逃跑的。她不無嘲笑地看著我說：「你三十歲以後，看見流氓，大概也會跑吧。」那時候我不承認，我以為自己會一輩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藍的說法，我三十歲以後只能是一個啤酒肚的禿頂男人，牙齒被香煙熏得烏黑，長期上三班會有眼袋和黑眼圈，臉色青黃，肝功能異常，騎著自行車穿著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個窮光蛋和倒楣鬼。流氓只會欺負我，而不會欺負她老公。還記得歪卵師傅嗎？她說。我就微笑著說：「我指的是女流氓，這總可以了吧？」

　　那時候在她家裡做愛，我時時都能感到一種奇怪的氣氛，考研的複習資料就堆在書桌上，有時候她幹完之後會隨手摘過一本書，翻幾頁，嘴裡嘀咕幾句，再把書放回去。我問她，這麼複習功課，有何效率可言。她說，功課早就複習得差不多了，只是慣性地再看幾眼。這時我就不再說話，也順手撈過書來看幾眼。她問我：「你的會計學得怎麼樣了？」我就懶洋洋地回答她：「還沒開始學會計，現在在學高等數學。」她就笑著說：「高等數學你都敢學。」我說，自從我做了鉗工和電工之後，就明白了數學的可貴之處，相反，語文是一門很操蛋的科目，數學使人越來越聰明，語文使人越來越笨。我基礎太差，所以學高等數學很累，但我漸漸開始喜歡這門功課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間打開，這間房間一直都是鎖著的，我從來沒有進去過。我發現裡面有一排書架，有一台電唱機，最操蛋的是裡面竟然有一張雙人床！我說：「你也太不夠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還讓我在小床上練雙杠！」她說：「這是我爸爸的床。」我說：「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她讓我看那些書，很多小說，很多古代漢語，很多文集，都是些舊書，散發著比房間本身更為濃重的黴味。她說：「這些都是我爸爸的書。」我說，你丫真幸福，從小就能看那麼多書。我回想我小的時候，家裡只有兩本大書，《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殘書，《董存瑞》沒結尾，《茶花女》沒開頭。這還算運氣，要是倒過來，那他媽有多麼煞風景啊。我從八歲開始就看這兩本書，到了十五歲還是看這兩本書，在革命烈士和法國妓女之間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該成為哪一種人。假如當時我也有這麼多書，就不會那麼困惑了。她說：「你喜歡這裡哪本書，你就拿走吧。以後別賣了就行。」

　　那天她還打開了電唱機，從櫃子裡取出一張黑膠木唱片，說這是貝多芬的克魯采，歐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貴的版本。我說，不至於給我古典音樂吧。她說這些唱片都不會給我，她要自己留著，但可以放給我聽聽。我想，聽聽古典音樂也不是什麼壞事，我常年聽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電唱機搗騰了一通，喇叭裡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後來音樂出來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靜地聽完了克魯采。

　　那天我對她說，我要做一個有情有義的人，所謂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謂的義，就是為你去打人。這兩件事對我來說是分開的。但你把你爸爸的書送給我，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義，所以我要記住一輩子。

　　那年冬天，我獨自坐在一所中學的校門口。裡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個花壇上，也是點著煙，看著自己的手指發呆。天色陰霾，後來飄下幾縷雪花，落在我臉上。我的臉被風吹得冰冷，過了許久，才感覺到雪在臉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對面的音像店在放張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靜地聽著這首歌，等到老闆切換到另一首歌時，我扔下煙頭，走過去買了那盒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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