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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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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還謙虛了一下。我對陳小玉說,我在廠裡表現很差,經常被胡得力抓遲到,獎金扣得只剩下個位數。我這種人能入團,自己都覺得慚愧。陳小玉說:「你不是救過趙崇德嗎?好好表現,將來一定會有出息的。你也不是沒優點啊。」 我說:「好吧,小玉姐姐,只要你開心就好。」她聽了就特別開心。 入團那天,我們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幾個人。那個王八蛋業餘攝影師還給我們拍照。這次他沒敢馬虎,把我拍得很瀟灑。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識相,站在一邊看熱鬧,還指著我說:「這個路小路腦子被撞壞過的,怎麼也能入團啊?他的腳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某些人認為我很善良,很有培養前途,很值得和我說話談心,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我完全是個垃圾,除了去糖精車間上三班,再也沒有別的事可幹。這種困惑幾乎彌漫在我的整個青春年代,可以當作是個形而上的哲學問題來思考。後來我是這麼認為的:前者是那些親愛的人們,我從生下來就要為他們唱歌寫詩、講黃色笑話,我要用很溫柔的態度把他們寫到小說裡去;後者則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輩子去你媽的。這個想法很幼稚,像個二元論者。納博科夫說,所有打算清帳的小說都寫不好,不管是歷史的賬還是個人的賬。除此之外,還會像個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歡傻逼,尤其是憤怒的,所以我對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我入團之後,午飯時間經常往陳小玉辦公室跑,她的辦公室也在小紅樓裡,在圖書館隔壁,再往裡走就是醫務室。這一帶對我而言,用一個很濫的詞來形容:溫馨。 陳小玉熱愛文學藝術,案頭常備一本《收穫》,我翻了翻《收穫》,陳小玉就說:「怎麼著,對文學感興趣?」 我立刻說:「是啊是啊,我對《收穫》很感興趣,一個人讀了《收穫》就可以說我大字不識幾個,看來《收穫》裡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認識的字。」陳小玉知道我在編派她,也不生氣,遞給我一張小報,說是廠報,如果我樂意寫點散文什麼的,儘管往她那裡投稿。 我順手翻了翻,這張廠報就像考卷一樣大,對折起來,第一版是廠內新聞,第四版是勞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藝作品,有散文,有詩歌,有書法,有篆刻。這張報紙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今日糖精。 陳小玉說:「新辦的報紙,歡迎你提意見。」 我沒什麼意見可提的。我到團支部來,主要是看看白藍,順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說實話,做電工雖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對科室女青年還是很陌生。她們都很美,近距離接觸她們是一種罪過,比寫詩還危險。我常常覺得,我就是污泥,而她們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為了使她們看起來更晶瑩動人。等我入團以後,在團支部見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們離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過。那麼多美麗的女孩啊,個個年齡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認作姐姐,可惜她們還是很晶瑩,不理我。我記得有一個科室女青年長得非常美,鵝蛋臉,皮膚好得要命,臉上永遠帶著微笑。這種膚色不可能出現在三班女工的臉上。別人都誇她好看,還說她臉上是職業性的笑容。我當時不解,職業性的笑容,那不是三陪嗎? 與科室女青年相映成輝的,是科室男青年。他們在午飯時間聚集於此,他們來自宣傳科、勞資科、保衛科、財務科、供銷科、檔案室……他們通常都會拿著一本純文學雜誌,這都是從圖書館借出來的。他們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談說笑,他們會提到蘇童的小說和張藝謀的電影。與之相比,生產男青(就是搞生產的青年男工)手裡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類的下流武俠小說,也是從圖書館借來的,他們叼著香煙,隨地吐痰,嗓門大得像馬達。誰是科室男青,誰是生產男青,一目了然。只有我顯得很特別,我手裡是一本《收穫》,但我其實是個電工。 我的這種做法,首先被科室青年鄙視,認為我是在裝逼,其次是被生產青年鄙視,認為我還是在裝逼。只有陳小玉和圖書館的海燕說,路小路是個有點天分的文藝青工——請注意,不是文藝青年,是文藝青工。 九三年是一個無處可去的年份,在工廠裡上班,外面的世界變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廠裡是什麼樣,外面就是什麼樣。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廳和錄影館,工廠的娛樂設施顯得落伍,有些工廠也跟著造舞廳,造錄影廳。再後來,外面有電子遊戲房,有網吧,有桑拿,這下子工廠跟不上了,總不能把車間改造成娛樂中心吧? 那唯一不變的娛樂場所,圖書館,就成了國營企業的夢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廠的圖書館對外開放,《淫魔浪女》與《約翰?克裡斯朵夫》雜陳在一起,還有各種各樣的雜誌,亂七八糟的錄影帶。在這個圖書館裡有全套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網格版古典名著,當然還有各色盜版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我對張小尹說起過去,就會說那個圖書館裡有很多我想看的書,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後來看些別的,外國古典名著和中國先鋒派之類。我的目的很簡單,只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個讀野雞大學的。 我現在住在上海,爬滿蟑螂的地方,有時候會夢見化工廠的圖書館,那裡很乾淨,沒有蟑螂,某些季節裡會有一些蠓蟲從窗外飛進來。我坐在裡面看書,那唯一的吊扇翻動著書頁,風捲動淡藍色的窗簾,時間在我的注視下流逝。在那幢樓裡,白藍、陳小玉、海燕,還有各色各樣的科室女青年,她們也像那些書,被我的記憶整理之後放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我年輕時遇到了那麼多姐姐,現在我三十多歲了,姐姐們都去哪裡了呢?有一天我在上海的舊書市場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著「戴城糖精廠圖書館」圖章的書,豐子愷翻譯的《落窪物語》,我把這本書揣到口袋裡的時候,心裡非常傷感,好像是從廢紙簍裡找到了我遺失多年的情書。我又想起,我辭職的時候有一本紀德的《偽幣製造者》沒還給圖書館,有一天我媽看到這本書,非常擔心,以為我失業在家,要去造假鈔糊口。這些書都被我珍藏在書櫃一角,將來我死了,可以給我兒子看看。 我現在回憶糖精廠圖書館,那裡有個管理員,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氣的詩人,經常在晚報上發表作品。我後來還遇到過一些姑娘,她們也叫海燕,無一例外都很有文藝細胞,有的是畫畫的,有的是攝影師,有的酷愛寫作。為什麼叫海燕的姑娘都會有那麼一點與眾不同呢?我的看法是:從小就受了高爾基的薰陶。上學的時候,語文老師讓我朗讀課文《海燕》,我站起來直著嗓子念道:「《海燕》!高爾基在蒼茫的大海上……」被語文老師用一個黑板擦扔中了額頭。語文老師說我永遠不會像海燕一樣擁有遠大的抱負,而一個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絕不會這麼無聊的。 在戴城晚報上發表詩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像自己的文字變成鉛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列印出來,由一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變成方方正正的宋體字,心情激動得要昏倒。文字變成鉛字,就是鐵證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記耳光拍在臉上,就像露陰癖被聯防隊員赤身裸體地抓獲在大街上。 有關我寫詩,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海燕對我說,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樣啊。這句話我已經聽白藍說過了,現在又有人這麼說,心裡畢竟很激動,認為遇到了知音。我問海燕,我有什麼不一樣。她說,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慘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慘世界》就是為了體會一下,什麼叫悲慘。海燕說,這本書很好,很勵志的。媽的,悲慘世界還勵志? 那天海燕從抽屜裡拿出幾本詩刊,說:「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許你會感興趣。」這些詩刊不是圖書館的,是她私人的,工廠裡什麼雜誌都有,就是不會有詩刊。我說:「寫詩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嗎?」她說:「口氣不小啊,寫幾個出來,讓陳小玉登到廠報上去。」 那時候我想不到,自己寫詩,還刊登到廠報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還以為很牛逼呢。原先廠裡就一個海燕是寫詩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領導都喜歡她。在廠裡人看來,她寫詩是一種類似女紅的活計。後來我成為糖精廠第二個寫詩的人,但我是個電工,而且名聲狼藉,別人把我當個傻逼,我自己還不知道。那時候胡得力看見我的詩,就說,這是不務正業的典型,應該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車間去,他就知道什麼是詩意的人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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