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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後來她又問我:"怎麼樣?磚頭遞得及時嗎?"

  我說這簡直沒章法,那塊磚不是紅磚,是黑磚,本身很薄,日曬雨淋的捏在手裡都發酥,這種磚連雞都拍不死。白藍說,沒辦法,電影院門口,能找到一塊磚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又說,這種時候,明明應該拔腿就跑的,遞一塊磚上來,簡直是添亂。她就笑嘻嘻地說:"你可以一邊逃一邊扔磚頭啊。"我根本沒法跟她討論這種問題,只說她心血來潮,會把人害死。

  九三年春天我也四處找磚頭,要拍食堂裡的吳主任。那天中午,食堂裡的東西不新鮮,吃得到處都是拉稀的人。我們廠的食堂有規矩,幹部是十一點半吃午飯,工人是十二點吃午飯,幹部餐比較豐盛,輪到工人就全是些殘羹冷菜。這事情讓工人很不爽,職工代表大會上拍桌子罵娘,後勤部就去找食堂,說能不能統一吃飯,免得工人造反。食堂的吳主任說,這可不行,工人幹部一起吃飯,食堂的人手不夠。有一陣子就改成工人先吃飯,幹部後吃飯,結果端上來的米飯全是夾生的,肉丸子掰開一看,裡麵粉紅色的都沒熟。工人就急了,又在職代會上罵娘。吳主任說,這沒辦法,工人的數量是幹部的十倍,工人先吃飯,食堂還是來不及做。

  我們恨吳主任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我也搞不清一個食堂的頭頭,怎麼就成了主任。常識告訴我,帶主任的都不能打,車間主任,班主任,主任醫師。這口氣憋了很久。

  那年春天的食物中毒,局限在工人範圍內,幹部絕大多數都好好的。說是食物中毒,其實也都不是很嚴重,嘔吐昏迷抽搐的基本沒有,但個個都拉稀。工人們都氣瘋了,一是因為幹部都安然無恙,倒楣的全是工人,二是因為很多工人都沒有拉在廁所裡,而是拉在了褲子上。

  出了這事,人人都想到白醫生。我那時候經常表揚她,你不是白藍,你是白求恩。我跑到醫務室,裡面圍滿了人,都在領藥。等到人群稍稍散去,我進去跟她打招呼,她順手塞給我一包黃連素,還說:"從衛生所緊急調來的藥,記得多喝水,發生嘔吐就立刻告訴我。"

  我說:"我沒事啊。"

  白藍很詫異地問我:"你沒在食堂吃飯?"

  "吃了。我中午就吃了三兩面。"

  "噢,面沒有問題,問題都在葷菜上。"她說,"幫我個忙,把這幾個藥箱子搬過去。"我替她搬箱子的工夫,又躥進來七八個人,找她配藥,拿到藥以後就倏忽消失了,動作輕快得跟鬼魅一樣。我說這傢伙有點像鬧霍亂啊。白藍說:"你見過霍亂嗎?你別在這裡添亂了。"

  我被她攆出來之後,在廠區閒逛,廠裡基本處於停產的狀態,到處都是提著褲子狂奔的人,有人跑著跑著就蹲了下來,說哎喲哎喲不行了出來了。後來我去尿尿,發現廁所裡擠滿了人,個個呲牙咧嘴。化工廠的廁所就那麼幾個,集體拉稀的時候根本應付不過來。我看了這情景,只能掉頭往回走,跑到辦公大樓的廁所門口,裡面照樣滿滿登登,全是工人師傅。我只能跑到大樓後面的小夾弄去尿尿,迎頭撞上倒B。倒B也來這裡尿尿,辦完了事,正往回走。倒B說:"路小路,不許在這里拉屎。"我說:"去你媽的,老子是小便。"倒B狐疑地問:"工人都在拉稀,你小便?"我就當著他的面把褲子拉鍊拉開,一邊尿,一邊說:"走遠點,尿你逼腳上。"

  食物中毒事件之後,廠裡沒有任何交待。有一天,白藍跑到廠辦去破口大駡,廠辦的人也無可奈何,他們也不明白一個小廠醫為什麼搞得這麼激動,好像聯合國難民署的。白藍說,這麼大面積的食物中毒,為什麼不處理姓吳的。廠辦的人想了想說,以前沒這個慣例,以前也有集體拉稀,吃點黃連素就好了。白藍糾正說,這不是集體拉稀,是集體食物中毒。廠辦的人說,我們這裡都叫集體拉稀,不稀奇的,食物中毒聽起來太嚴肅了,影響不好。

  廠辦的人還告訴白藍,吳主任沒什麼文化,也不大知道食品衛生,你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小孩臉上全是蛔蟲斑。但是,吳主任是廠長的大舅子,處理他很困難。吳主任本人也是這起事件的受害者,他也吃拉稀了,這說明他不是故意投毒。既然不是故意的,那就沒有處理他的必要,不就是幾斤變質的豬肉嗎。白藍聽了這話,就在廠辦砸熱水瓶,一個兩個三個,一共砸了三個。廠辦的人靜靜地看著她把熱水瓶砸光,對她說:"小白啊,氣也撒了,人也罵了,回去工作吧。"她沒轍,只好灰頭土臉地回來了。

  那時候我對白藍說:"你真牛,敢砸廠辦的熱水瓶。"

  她說:"而且砸了三個。"

  我說:"你就是送我三個熱水瓶,我也不敢拿到廠辦去砸。"

  她氣呼呼地說:"你和我不一樣,你學徒工。我怕什麼?我不是白求恩嗎?"

  事實上,儘管她砸了廠辦的熱水瓶,吳主任還是好好的,只有食堂裡負責採購的師傅被調走了,去糖精車間去做操作工。我們廠裡很古怪,犯了事的都會被送去造糖精,好像古時候的充軍發配。我對白藍說,到此為止吧,你要想順藤摸瓜,那就摸到廠長的瓜上,那樣的話,你也差不多可以去做操作工了。白藍說,全是體制問題,搞不好了。

  我那時候搞不清什麼叫體制問題,說實話,現在也搞不清。我在電視上看經濟學家討論體制問題,爭來爭去,說的是一個廠到底應該歸個人還是歸集體,雞巴,它愛歸誰就歸誰。假如一個廠老是讓工人拉著稀去上班,這個體制就不怎麼樣,反之,則還有一點可信度。我對白藍說,其實你去找小畢,讓他跟他爸爸說一聲,比你砸一百個熱水瓶都管用。白藍瞪著眼睛說:"你是不是一天不說小畢就渾身難受?"

  我說:"那麼還有一種辦法,我去把吳主任拍了。"

  白藍說:"你拍他,於事無補。"

  我向她解釋說,其實工人並不在乎食物中毒,只要吃不死,就沒什麼大不了的。工人在乎的是拉稀本身這件事。化工廠裡的工人都是被毒氣熏得半死不活的,幹活也好,性交也好,全憑一口氣撐著,這口氣要是漏了,人就完蛋了。我自己做鉗工的,我很清楚,自己不是史泰龍,而是舉著餅乾的螞蟻,一個力大無窮同時又極其脆弱的微小生物。誰要讓工人拉稀,誰就是把他們肛門上的塞子拔了下來,泄了氣的工人等於是廢物一個。幹這種壞事的人,就是工賊,就是破壞分子,就是反革命。我不拍他還能拍誰?

  白藍說:"你就亂扣帽子吧,你知道什麼叫工賊反革命?"她讓我不要管這個事情,拍吳主任是錯誤的,這又不是私仇。我說:"說了半天你還是沒明白,公仇私仇還不是一樣?"我想到一個詞,叫做公報私仇,假如我去替白藍拍了吳主任,那就應該倒過來,叫私報公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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