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2)

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2)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係方面的第二個錯誤，就是有些人對當時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得到解放的廣大農民鬥地主，分田地。他們為自己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而歡欣鼓舞，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援著解放戰爭。這時，某些帶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作家寫的文藝作品，不但不去揭露地主剝削農民的罪惡，相反卻去描寫地主的美德和善心，掩蓋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就是這樣的作品。

　　這篇作品描寫地主階級「極一時人間豪華富貴」，稱道地主「人格的樸素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在作者看來，農民納貢，地主收租，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作品寫道：「當地規矩，佃戶每年照前按收成送給地主一點田中附產物，此外野鴨、鵪鶉、時新瓜果，也會按照時令送到，有三五百擔租的地主人家，吃來吃去可吃大半年的。」作者不描寫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勢不兩立的階級矛盾與對立，將其關係說得十分融洽，似乎根本沒有什麼剝削可言。這本身就說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與農村的封建勢力還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馮乃超在《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中指出：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是屬於「新協力廠商面運動」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主題是「遮掩地主剝削農民的生活現實，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治」（注：《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當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半個中國進行的時候，《芷江縣的熊公館》的出現，顯然是有害于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所進行的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的。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係方面的第三個錯誤，就是站在反壓迫、爭民主的革命群眾運動的旁觀者方面，對群眾運動冷潮熱諷，企圖影響革命群眾運動的發展。隨著國共兩黨階級鬥爭的激化，在國統區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壓迫、爭民主的各行各業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不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如何殘酷鎮壓革命群眾運動，反而指斥青年學生是「比醉人灑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注：沈從文：《一種新希望》，北平《益世報》，1947年11月10日），甚至說「社會的團結向來都要基於和愛，於今群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沉醉在怨恨裡發洩怨恨而且禮贊怨恨。

　　這怨恨終於要燒毀社會，也終於要燒毀怨恨者自身。今日世界所需要底是清醒、和愛與沉毅，而今日群眾所走底是瘋狂、怨恨、浮躁與怯懦的路。回頭是岸，讓我們禱祝卷在潮流中底人們趁早醒覺！」（注：朱光潛：《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兇殘》，《周論》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象用人性論的觀點斥責解放戰爭、土地改革一樣，他們又用人性論的觀點去對待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運動。

　　革命文藝工作者邵荃麟等，用鮮明的階級觀點批評了朱光潛、沈從文等人對於群眾民主運動的錯誤態度，指出：群眾的「團結是基立於他們自己階級和社會的愛，但同時也基立於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幾千年來封建的剝削與壓迫，培養了人民對於統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這種仇恨的燃燒中間，他們將燒毀一切舊的，醜惡的，殘忍的制度，創造出人類偉大的光明與漫暖！」（注：荃麟文章見《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人民與文藝》，1948年5月1日）

　　民主個人主義者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們，不僅在對內關係方面有許多錯誤主張，而且在對外關係方面也發表了一些錯誤意見。他們崇信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例如《紅毛長談》一文，「以歐人冷靜眼光看中國時事」，既指責國民黨，又指責共產黨，既譴責美國，也譴責蘇聯，表明作者「系民主政治之忠實信徒」（注：《紅毛長談》，天津《大公報》，1946年8月5日）。

　　《吾家有個夜哭郎》把我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勞動人民，描寫成搖籃裡躺著的「一具又黃又瘦，滿身傷痕的可憐娃娃」，認為「眼前的根本問題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誰喂也罷，只要奶喂的夠勤，不摻石灰，不總給橡皮乳頭吮！（注：《吾家有個夜哭郎》，天津《大公報》，1947年11月7日）當時，美帝國主義把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友誼」，妄圖在「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這種有奶便是娘的觀點，反映了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在對外關係方面的軟弱性、動搖性，客觀上投合了美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藝工作者分析了這種思想的危害，指出：「四萬萬五千萬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這種作品只會起「麻醉讀者的作用」（注：郭沫若文章見《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自由主義文藝家在對內對外關係方面暴露出的種種問題，歸根到底是由他們的立場決定的。這些文藝家的社會經濟地位，長期以來所受的資本主義教育，使他們與勞動人民之間存在很大距離。因此，他們儘管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實際並沒有真正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自由主義的文藝主張在某種程度上也有不滿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面，他們認為「政治上負責者無從經營扶助這個部門的正常發展」，提出把文學「一律交給自由主義者」（注：沈從文：《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

　　但由於他們的立腳點沒有轉移到人民方面來，因此並不能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郭沫若根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借用論爭對方提出的所謂「純文藝」的說法，分析道：「『純文藝』的真正的意義，我們要作這樣的認識：凡是人民意識最純，絲毫沒有夾雜著對於反人民的權勢者的阿諛，對於不勞而獲的壟斷者的讚頌，或鑽進玻璃室裡作自瀆式的獻媚，絲毫沒有夾雜著這些成分，而只純真地歌頌人民的辛勞，合作，創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對於反人民者一切醜惡、暴戾、破壞的如火如茶的憎恨。

　　這樣的作品，我們便認為是今天的『純文藝』——純人民意識的文藝。」（注：《人民至上主義的文藝》，上海《文匯報·新文藝》，1947年3月1日）這裡，接觸到作家的立場問題，說明作家只有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反映他們的生活、意願、要求，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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