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

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1)

　　解放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短兵相接的階級搏鬥正在激烈進行，我人民解放軍在大量消滅進犯解放區的蔣介石軍隊後很快轉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國的誕生已經在望。在這樣大好的革命形勢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較深的知識份子，卻因懷抱著舊式民主自由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對國家前途和個人未來產生了種種疑慮，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當時《大公報》、《觀察》、《益世報》、《文學雜誌》、《周論》上發表的儲安平、蕭乾、沈從文、朱光潛等人的一些政論、雜文、散文，便代表了這樣一種社會思潮。這些人原先的情況並不一樣：有的長期在國民黨、共產黨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有的過去為人民做過有益的事，寫過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國民黨關係密切，這時已逐漸有所疏遠；但當時在政治上鼓吹「中間路線」，在文藝上宣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則是他們的共同傾向。

　　他們受美國所謂鼓勵「第三種力量」這一政策的影響，以超脫于國共兩黨之外的「中立」姿態出現，在不滿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的同時，對國內外政治問題、文化問題也發表了許多不正確的意見。毛澤東同志批評他們說：「有一部分知識份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在幻想。……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頁）他們的這些言行，實質上有利於反動勢力而不利於人民革命事業，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陣營的批評。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既不滿意國民黨，又不滿意共產黨，以為國共是兩個極端，他們要走「第三條道路」。儲安平說：「在這種兩趨極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注：《中國的政局》，《觀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義」的《大公報》的社評也說：「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並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他們以「絕大多數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國共兩黨都高明自居，實際是散佈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幻想，引導人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不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條道路」，而且還在文藝上散佈了許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觀點。他們宣揚文藝脫離階級、脫離政治的「獨立」性，提倡「創作自由」，鼓吹人性論、藝術至上主義以及唯心主義的美學觀。蕭乾說：「一個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絕不宜受黨派風氣的左右，而能根據社會與藝術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艱苦的創作。文學家與其他人類同樣有一顆心，對於不平一定要鳴，對於黑暗自然要攻擊；但文學家之所以異于其他以筆黑為職業的人，正因為他的筆是重情感，富想像，比較具有永久性的。」（注：《大公報》社評：《中國文藝往哪裡走？》，上海《大公報》，1947年5月5日）

　　朱光潛說：「我反對拿文藝做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諂媚的工具。文藝自有它的表現人生和怡情養性的功用，丟掉這自家園地而替哲學、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應聲蟲，是無異于丟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隸。」朱光潛認為，「文學上只有好壞之別，沒有什麼新舊左右之別」，文學的功用就在於樹立「健康底純正底」風氣（注：《復刊卷頭語》，《文學雜誌》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潛還宣揚「觀照」是文藝的「靈魂」，說什麼「文藝所憑藉底心理活動是直覺或想像而不是思考和意志」（注：《自由主義與文藝》，《周論》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們的這些似是而非的文藝觀點，雖然不過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等的舊調重彈，但當他們一旦把文藝的自由與政治路線上的自由主義聯繫起來時，仍然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與此同時，在他們所主編的文藝刊物上，還發表了不少模糊階級界限、削弱人民鬥志、散佈對帝國主義幻想的消極不好的作品。

　　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份子，消除人們對敵人和「中間路線」的幻想，進步文化界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文藝觀點進行了及時的批判和鬥爭。在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群眾》、《華商報》副刊，在上海的《文匯報》、《新文化》、《文萃》等報刊上，郭沫若、胡繩、邵荃麟、馮乃超、林默涵、葉以群、杜埃等人，發表了許多批判文章。這些文章聯繫對方的論文與作品，集中批評、揭露了他們在對內對外關係方面表現出的嚴重錯誤。

　　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文藝家，在對內關係方面的第一個錯誤，就是不具體分析中國內戰雙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利益，統稱之為「自相殘殺」、「民族自殺」、「自殺性的內戰」，而一概加以反對。沈從文說：「在目前局勢中，在政治高於一切的情況中，凡用武力推銷主義寄食於上層統治的人物，都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卻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注：《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學來促進這種「民族自殺悲劇」的結束呢？答曰：「這條路就必然是從『爭奪』以外接受一種教育，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在這種憧憬中，以及憧憬擴大努力中，一個國家的新生，進步與繁榮，也會慢慢來到人間的！」（注：《從現實學習（二）》，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中間路線」的宣導者認為一切「武力」和「主義」都是不好的，他們這些「夾于左右紅白之間」的人物，「默禱著紅白遲早合龍」（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

　　這種言論表面公允，但在解放軍大舉反攻，節節勝利，國民黨反動派分崩離析，敗局已定的當口，實行起著陰礙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勢力與反人民的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非常鮮明。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我們今天來衡論文藝也就是立在這個標準上的，所謂反動文藝，就是不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那種作品，傾向，和提倡。」（注：《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胡繩也認為，在當時鼓吹「第三條道路」只會「損害新勢力和新中國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給舊中國統治者尋覓苟存的罅隙」。胡繩還針對自由主義者把共產黨與國民黨、解放區與國統區等量齊觀的錯誤思想，說明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已是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天地，共產黨是跟國民黨根本不同的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區，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存在著人民的自由與平等，——因為把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機構徹底掃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為徹底實際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經濟平等。事實可使人們看到領導中國革命的共產黨並不是在企圖著象二十年來的國民黨一樣地對抗著人民意志而『穩握政權』，相反的，它將把自己黨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個黨員擺在人民大眾的監視與審查之下，如同它現在已經在解放區內所做著的一樣。」（注：《為誰「填土」？為誰「工作」？》，《華商報》，194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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