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和對《論主觀》的批評(4)

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和對《論主觀》的批評(4)

　　在作家如何同人民結合問題上，何其芳認為：「我們要對於自己是否已經獲得了人民大眾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反省，我們才可能虛心地到人民大眾中去學習。」（注：《關於現實主義》）又說：「在客觀條件方面努力爭取一個比較合理的政治環境，即是說，應該加強民主鬥爭，在主觀努力方面，則作家們應該下大決心，立大志願，盡最大可能擴大生活，加強實踐，從思想與行動上，改造自己，以至能成為這個時代的最靈敏的脈搏與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注：《關於『客觀主義』的討論》，《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15日）

　　荃麟認為「胡風所謂的自我鬥爭，是作家和人民一種對等地迎合和抵抗的鬥爭，……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時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沒，而在我們，這個思想改造，正是一種意識上的階級鬥爭，有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長期的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中去』，小資產階級意識必須向無產階級『無條件的投降』，它不是對等的鬥爭，而是從一個階級走向一個階級的鬥爭。」（注：《論主觀問題》）這些論述都強調作家深入人民，虛心向人民學習，強調作家世界觀的改造。

　　喬木（喬冠華）在《文藝創作與主觀》一文中，既批評了他自己以於潮筆名發表的《方生未死之間》、《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中提出的「到處有生活」的觀點，也批評了胡風的《逆流的日子》文集中有關作家和人民關係問題的觀點。文章認為不應強調作家的主觀意志，而應強調作家和勞動人民相結合的客觀事實，「當時的作家，一般地並沒有在實際生活上和勞動人民相結合，這種強調主觀生活態度的論調，在實際上不過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結合的基本命題，使作家們各自在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天地裡，自以為已經深入了人民而已。」（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85頁）文章強調小資產階級作家應深入勞動人民，改造自己的思想，觀點是正確的，但對「到處有生活」、「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滯的生活裡面，被這個鬥爭要求所照明，也能夠看出真槍實劍的帶著血痕或淚痕的人生」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則缺乏具體分析，至於認為「實際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結合這一基本命題」，更有些簡單化。文章對小資產階級作家進步性方面估計很低，認為「小資產階級的心永遠不能真正同無產階級的情」（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85頁），這也不符合「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實際，因而削弱了文章的說服力。

　　在討論作家同人民的關係問題中，對胡風關於「精神奴役底創傷」的提法，不少作者都有所批評，但批評者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喬木（喬冠華）認為：「不承認廣大的工農勞動群眾身上有缺點，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在本質上，廣大的勞動人民是善良的、優美的、堅強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們的主體；他們的缺點，不論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點，……把人民善良、美德、堅強和康健的主體置之不顧，而卻去強調那些他們自己不能負責的缺點——這可能在實際上產生什麼效果呢？事實上是拒絕乃至反對和人民結合。」（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87頁）

　　馮雪峰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人民就是複雜的矛盾的統一體，有進步的一面，也有落後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戰鬥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識束縛著的一面。倘若沒有堅強的主觀，可不是也會跟著落後的人民走麼？沒有堅強的主觀或正確的思想武裝，又怎樣能給落後的人民以強有力的正確的批判呢？……但是這樣的思想和批判力是怎樣來的呢？……產生和保證我們的批判力及正確的批判的，正是人民的歷史現實鬥爭及思想鬥爭。高明的先見或批判，不能在人民歷史鬥爭之外產生，而是人民解放鬥爭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並時時在新的現實鬥爭和思想鬥爭中改正和發展的結果。」（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第113頁）

　　胡風在《論現實主義的路》中以閏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為例，進一步論述了關於「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觀點。從他的論述中可看出，提出「精神奴役底創傷」這個問題是從推動人民從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下面解放出來這個要求出發的，也是為了真實地塑造封建主義重壓下的人民的形象，以激起人們「不應該這樣活的強烈的願望」，「把人推向著明天前進」。這種出發點是積極的，同文學真實性的要求也是符合的。但是，胡風過分誇大了這種「精神奴役的創傷」，把作家感受這種「創傷」看作是同人民結合的過程和創作實踐的過程，甚至強調了人民身上的痙攣性、瘋狂性。

　　這種觀點卻有消極作用，特別是對那些思想還不成熟、生活實踐又不足的青年作者容易產生不良的影響。胡繩在《評路翎的短篇小說》中以短篇小說集《青春的祝福》為例，肯定了小說的成功之處和作者的才力，也指出了作品的嚴重缺陷，特別是勞動人民的形象寫是不成功，「其主觀意圖雖然是要探索人民群眾中的精神活動，但實際上，他所著重地加以表現的只是人民群眾的這樣和那樣的弱點」（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285頁）。這種評論是符合實際的。當然，不能簡單地認為路翎完全按胡風的理論寫作，但從路翎一些作品實際，也可檢驗胡風關於「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說法，確有消極作用的一面。

　　這一次在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展開的關於現實主義的問題的討論（包括對《論主觀》的批評），反映了進步文藝界的許多人對現實主義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較之過去幾個時期深入了一步，對作家的主觀與客觀現實之間的辯證關係認識上更明確，對作家同人民結合問題理論上思想上更加重視。但由於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這次討論認識上沒有取得一致。客觀上，討論是在反動統治下的特殊環境裡進行的，聯繫實際有所避諱，有些文章不免流於空泛；而且這次討論本來是因抗戰中後期進步文藝運動中的問題引起的，革命現實的急速發展，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使這些理論問題遠遠落在實際的後面。

　　在主觀上，論爭的部分文章帶有程度不同的教條主義、洋八股或黨八股的缺點，相互交鋒中具體分析和針對性不夠強，有時用了嘲笑、挖苦的語言，特別是胡風的個人自大狂較為濃厚，甚至謾駡對方是「剝削階級所留下的一料精蟲」。反過來，後來卻把胡風等人在這次討論中發表的文章，一律當作反動的文藝思想加以批判，從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論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從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使不少文藝工作者誤把提倡現實主義的道路視為畏途，影響了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