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和對《論主觀》的批評(3)

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和對《論主觀》的批評(3)

　　這些情形，主要的應看作對於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藝和文藝運動的要求上來是非常好的，也正為我們文藝所希望的。自然，單是熱情，單是『向精神的突擊』，在我們，是萬萬不夠的，還不能成為真實戰鬥的文藝。並且那裡面也自然會夾雜著非常不純的東西，例如個人主義的殘餘及其他的小資產階級性的東西。因此，問題仍在於我們的文藝運動能夠看到廣大的社會和時代中的精神狀態，怎樣使那些好地精神要求和人民的革命鬥爭接觸，並使它在革命鬥爭和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改造、充實、提高，最後成為人民的力量和文藝。」（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第86—87頁）

　　在反動派壓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險惡環境裡，強調作家要發揚主觀戰鬥精神，增強戰鬥熱情，固然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惡勢力反抗和對革命的追求，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極的東西，過分強調這種主觀精神，思想上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難於劃清界限，哲學上容易滑到唯心主義道路上去。舒蕪的《論主觀》就出現了這類錯誤。這篇文章在批評教條主義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動的論述，它肯定了不斷向前探索的必要，認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進步的動力；它會招致錯誤，它本身也就會克服錯誤」；文中對客觀條件與主觀作用的關係也作了論述：「約瑟夫再三昭告人們：當一切重要的客觀條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時，事業的成功與否，就決定於自己的主觀作用的力量的強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

　　但當文章從哲學史上說明主觀問題時，卻陷入了混亂，認為「所謂『主觀』，是一種物質性的作用」，說什麼『主觀』和『客觀』都屬於『物』的範圍」，並且說「人類的鬥爭歷史，始終是以發揚主觀作用為武器，並以實現主觀作用為目的的。」（注：以上引文均見《論主觀》）這樣一來就把歷史唯物論同唯心論、二元論、唯生史觀混在一起，實際上宣揚了唯心主義思想。胡風在《〈希望〉編後記》中對這篇文章不加分析地鼓吹，認為「《論主觀》是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注：收入《逆流的日子·附錄》）這顯然會使他們朝錯誤的方向越走越遠。

　　抗戰勝利前後，進步文藝界在重慶召開的座談會上對《論主觀》中的錯誤觀點有所批評。稍後，黃藥眠在《論約瑟夫的外套》一文中批評《論主觀》曲解了史達林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述，在馬列主義外衣下散佈了唯心主義觀點，認為「無論是一定階級的主觀亦好，無論是一個人的主觀亦好，主觀是決定於歷史社會所賦予的具體的生活條件。換句話說，也就是生活決定了意識。」（注：《論約瑟夫的外套》第5頁）後來《大眾文藝叢刊》發表文章對《論主觀》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評。如荃麟的《論主觀問題》從哲學觀點和文藝觀點批評了《論主觀》的錯誤，文中說「無論從哲學觀點或文藝觀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出主觀論者理論的一個根本錯誤，即是他們把歷史唯物論中最主要一部分——社會物質生活關係忽略了。因此也把馬克思學說最精采的部分——階級鬥爭的理論忽略了。」（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76頁）

　　文中也說到「主觀論者的這些理論，是針對著抗戰中後期文藝上教條主義的傾向而提出，這在動機上說是很好的，因此這種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義上，未始沒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應完全抹煞它某種程度的作用，但是由於他們只把病象當作病源，沒有更深入去追求這種現象的社會原因，同時也不是從現實革命形勢發展與要求上去把握問題，他只是以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去對待另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因此，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其本身思想也成為一種偏向。這種偏向的發展，和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文藝思想是相矛盾的。」（注：《大眾文藝叢刊批評論文選集》第77頁）

　　當時進步文藝界對《論主觀》的批評，雖然大多對反教條主義問題重視不夠，有的批評文章還存在著簡單化的缺點，但是總的看來，對《論主觀》中錯誤觀點的批評是正確的，在分析主觀與客觀關係問題時，基本上符合辯證唯物論觀點，對被批評者也有幫助。五十年代初，舒蕪曾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注：見《人民日報》1952年6月8日）一文，對《論主觀》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主觀與客觀的關係在實際生活和文藝創作的過程中，常常表現為作家和人民的關係，因此，討論主觀與客觀關係問題，必然涉及作家同人民結合的問題。在人民革命的新時代，創作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家必須同人民相結合，這個問題爭論雙方似乎沒有大的分歧，但具體論述作家如何同人民結合時，就表現出意見很不相同。

　　胡風認為「文藝創造，是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開始的。血肉的現實人生，當然就是所謂感性的物件，然而，對於文藝創造（至少是對於文藝創造），感性的物件不但不是輕視了或者放過了思想內容，反而是思想內容底最尖銳的最活潑的表現。不能理解具體的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底精神狀態，又怎樣能夠揭發封建主義底殘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門的戰法？不能理解具體的覺醒者或戰鬥者底心理過程，又怎樣能夠表現人民底豐沛的潛在力量和堅強的英雄主義？」（注：均見《逆流的日子·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

　　胡風文章中的語言是令人費解的，除了「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外，還有「體現物件的攝取過程」、「克服物件的批判過程」、「體現物件的攝取過程就同時是克服物件的批判過程」、「對於物件的體現過程或克服過程，在作為主體作家這一面同時也就是不斷的自我擴張過程，不斷的自我鬥爭過程」（注：均見《逆流的日子·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等等。這許多「過程」，的確令人眼花繚亂，但基本觀點是說明作家要熟悉和瞭解人民的精神狀態，在「體現」、「攝取」人民生活的過程中，要有「克服物件」的「批判」和「搏鬥」的能力，既要進行「不斷的自我擴張」，又要進行「不斷的自我鬥爭」。

　　胡風的這種看法，是同他對人民群眾的估計有關的。胡風認為，人民』精神要求雖然伸向著解放，但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創傷。作家深入他們要不被這種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沒，就得有和他們底生活內容搏鬥的批判的力量。」（注：均見《逆流的日子·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這種看法引起了較大的爭論和較多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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