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和對《論主觀》的批評

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和對《論主觀》的批評(1)

　　抗日戰爭後期，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到國統區以後，進步文藝界在向國民黨頑固派作鬥爭的同時，對抗戰以來進步文藝運動的發展進行了回顧和總結。這一回顧和總結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正如茅盾在《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一文中所說：「八年的抗戰是我們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這須要長時間的探研，須要展開多方面的討論，更須要各種意見的切磋補充，論辯駁難，然後可能既廣博而又深入，然後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然後能夠真正做到總結過去經驗而決定今後努力的方針。」（注：《文聯》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當時茅盾、馮雪峰、何其芳、胡風、邵荃麟、黃藥眠以及其他許多進步文藝界著名人士都先後發表了文章。在回顧和總結中，既有共同認識的相互補充，也有不同意見的直接交鋒。繼前一時期關於民族形式問題討論之後，在進步文藝界內部，逐步形成了一次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論爭。

　　這一次討論中的分歧意見是由胡風和他所主編的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引起的。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風先後發表《關於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現實主義在今天》等文，論述抗戰以來進步文學創作的發展過程，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指出存在的問題，著重分析了武漢撤退以後文藝創作上出現的某些混亂現象，認為當時「創作上的著目傾向」是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他說：「有些作家是，生活隨遇而安了，熱情衰落了，因而對待生活的是被動的精神，從事創作的是冷淡的職業的心境。……這就是所謂客觀主義，是氾濫在目前創作上的一個著目的傾向。如果戰鬥熱情雖然衰落了，但由於所謂理智上的不能忘懷或追隨風氣的打算，依據一種理念去造出內容或主題，那麼客觀主義就化裝成了一種主觀主義，……這也是目前創作上著目的傾向之一。」（注：《關於創作發展的二三感想》，《創作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12月，收入《在混亂裡面》）

　　胡風認為，克服當時文壇上這種混亂現象的辦法是提倡現實主義，也就是要提倡「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現實主義在今天》）。一九四四年四月，胡風為文協理事會起草題為《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論文，後來在《抗戰文藝》等刊物上發表。這篇論文強調作家應發揚「主觀戰鬥精神」，認為「在這個混亂期，就文藝家自己說，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戰鬥要求底脆弱或衰敗，就社會說，要抵抗對於文藝家底人格力量或戰鬥要求的蔑視或摧殘。」

　　胡風以為，「只有提高這種人格力量或戰鬥要求，才能夠在現實生活裡面追求而且發現新生的動向，積極的性格，即使他所處理的是污穢或黑暗，但通過他底人格力量或戰鬥要求，也一定能夠在讀者底心裡誘發起走向光明的奮發」（注：該文發表於《抗戰文藝》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9月，收入《逆流的日子》）。

　　不久，黃藥眠發表了《讀了〈文藝工作底發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胡風「過分強調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過分的強調了目前文藝作品上的病態」；他還從方法論上對胡風文章提出批評，認為胡風「只是搬弄一些哲學的名辭」，作著「蹈空的、玄學的說明」，文章「不是從現實的生活裡得出來的結論，而是觀念的地預先想好來加在現實運動上的公式」（注：收入黃藥眠論文集《論約瑟夫的外套》，人間書屋出版，第120頁）。

　　這些文章發表前後，於潮（喬冠華）在《中原》雜誌上發表《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方生未死之間》等文章，提出了同胡風的文章相似的論點，認為「當前問題的重心不在於生活在前線和後方，而是在生活態度。」（注：收入《方生未死之間》，考驗社出版，第36頁）進步文藝界對於現實主義問題已開始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在重慶創刊。創刊號上發表了胡風在一九四四年寫的《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和舒蕪的長篇文章《論主觀》。《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力圖從文藝反映偉大的民主鬥爭這個角度，說明文藝「要為現實主義底前進和勝利而鬥爭」，但他不適當地誇大了主觀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胡風說：「文藝創造，是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開始的」，因而「要求主觀力量底堅強，堅強到能夠和血肉的物件搏鬥，能夠對血肉的物件進行批判」。

　　胡風把作家在體現生活過程中的所謂「自我擴張」看作「藝術創造的源泉」。胡風雖然也說「與人民結合」、「思想改造」，但他卻強調勞動人民身上的落後面，說他們「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作家深入他們，要不被這種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沒，就得有和他們底生活內容搏鬥的批判的力量。」《論主觀》力圖從哲學史的角度說明主觀問題，認為新哲學進入了約瑟夫（按即史達林——引者）階段」，「今天的哲學，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則當然仍舊不變而外，『主觀』這一範疇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決定性的地位了。」並且在文藝上提出了「主觀精神」、「戰鬥要求」、「人格力量」三個口號，認為這三者是決定文藝創作的關鍵。這兩篇文章在進步文藝界引起更大的爭論。

　　抗戰勝利前後，進步文藝界以「過去和現在的檢查及今後的工作」為題在重慶組織多次座談會、漫談會，對抗戰以來進步文藝運動的成果及問題、文藝上現實主義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對《論主觀》一文中的觀點有所批評。重慶《新華日報》召開的《清明前後》、《芳草天涯》兩個劇本的座談會上也涉及文藝創作的現實主義問題。在座談、漫談會後，不少評論家發表文章比較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從具體問題的論述進到理論問題的探討。如茅盾發表了《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論述抗戰以來文壇的主要傾向及若干理論問題，認為文藝界的進步力量在苦鬥中形成三種主要傾向：「第一種：與其不痛不癢反映最小限度的現實，不如乾脆不寫，轉而寫些最有現實意味，足以借古諷今的歷史題材。第二種：既然對於大後方和正面戰場的現實沒有寫作的自由，那就寫敵後遊擊區，寫淪陷區，乃『陰陽界』；既然不許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惡，那就只好寫小城風波，寫鄉村土劣，寫知識份子的苦悶脆弱。第三種：與第一種用心略同而意義則純為守勢的，則為介紹世界古典名著；這仿佛是：既然不是上陣廝殺的時候，姑且研習兵法，擦拭武器吧。」（注：《文聯》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馮雪峰發表了《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論述民主革命文藝運動中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文藝運動中的左傾機械論、思想上的後退狀態、革命宿命論和客觀主義，提出「現實主義在今天的問題」，主要是關於人民力量的反映或追求問題、大眾化的創作實踐和民族形式創造的問題。

　　何其芳發表了《關於現實主義》，結合評論《清明前後》、《芳草天涯》兩個劇本，對現實主義問題發表同胡風、馮雪峰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為人民群眾盡了多少力，還可能增強多少，如何增強，這才是今天大後方的文藝上的中心問題。」（注：1946年2月13日重慶《新華日報》）黃藥眠發表《論約瑟夫的外套》，批評舒蕪的《論主觀》是以史達林的學說為外衣宣傳唯心主義；還寫了《論文藝創作上的主觀與客觀》，對馮雪峰論述「現實主義在今天的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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