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反壓迫、爭民主的進步文藝運動(4)

反壓迫、爭民主的進步文藝運動(4)

　　一九四六年一月，國民黨政府在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壓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這個會上，通過了一系列有利於和平民主的決議。「政協」召開前後，文化界、新聞界、出版界紛紛向「政協」呼籲，要求言論出版自由。茅盾、馮雪峰等三十人簽署的《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會員書》說：「抗戰八年，敵寇屈服，我們得到了建國的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四個月以來，國內依然不團結，不民主，人民過著比抗戰時期更加黑暗更加慘澹的生活，如果不及時改革，大禍就要臨頭。」（注：《中原、文藝雜誌、希望、文哨聯合特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0日）

　　重慶文藝界人士陳述了對「政協」會議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希望和要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于抗戰勝利後改名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並於次年移至上海繼續領導文藝界開展革命文藝活動。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文協」總會發佈《紀念第二屆「五四」文藝節告全國文藝工作者》（郭沫若起草），文中說：「為人民大眾服務，實現和平民主的要求，這應該是我們的基本原則。」告全國文藝工作者書向作家提出要求：「我們應該嚴密地保守著人民的立場，努力向人民大眾學習，使自己的意識徹底大眾化，絕對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惡勢力抱一個死不妥協的態度。

　　對於協會，應當使它儘量地健全發展，爭取友人，爭取青年群眾，爭取廣泛的中間層，在各種文藝活動中應積極參加，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和平民主的戰士。要有這種生活的實踐，我們的創作才能夠適合人民的要求，和當前的時代配合。」（注：《抗戰文藝》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當時的進步報刊曾以不同標題刊登了這個告全國文藝工作者書（如《文聯》一卷七期登載該文時，題目為《今日文藝工作的方向——紀念第二屆文藝節》），在文藝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國民黨反動派對「政協」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並不信守、執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當重慶各界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時候，反動派指使特務匪徒搗亂會場、毆打進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聞記者六十余人受傷，造成了著名的校場口事件。接著，三月出現了南通血案，六月發生了南京下關事件。

　　一九四六年六月，蔣介石與美帝勾結的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部署完畢，便徹底撕毀「政協」決議，悍然向解放區發動了進攻。國統區人民不能忍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統治，工、農、商、學各界在党的領導下，配合革命軍事鬥爭，開展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規模革命群眾運動。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評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殺害；僅隔四日，西南聯大教授、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也遭殺害，國民黨反動派令人髮指的殘暴罪行，激起了全國各界人民的憤怒抗議。中共代表團致信國民黨政府代表，「抗議李公朴聞一多二氏被刺」，並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緝拿兇手、公葬死者、保護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等七項要求（注：《中共代表團抗議李公朴聞一多二氏被刺》，《群眾》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

　　周恩來同志聞此凶耗，悲憤交集，立即於十八日在上海寓所舉行有中外記者百余人參加的招待會，向新聞界控訴反動派的暴行。他說：「李公朴聞一多兩先生被暗殺，我們非常憤慨。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運動中一種反動的逆流，想以這種最卑鄙的手段來嚇退民主人士。」（注：《周恩來將軍談三大問題》，《群眾》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反動派企圖殺一儆百，但全國掀起的追悼李、聞二烈士的活動，變成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罪行的更大聲討。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在北平身染重病，但仍積極支持民主運動，毅然拒絕領取美援麵粉，至死不屈。

　　毛澤東同志對聞一多、朱自清為人民不惜犧牲的精神作出了高度評價：「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注：《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32—1433頁）

　　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組織部分作家奔赴解放區開展革命文化活動，一方面幫助大批文化工作者撤至香港建立文化革命的新據點。革命文化工作者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聚集力量，出版刊物（主要有《大眾文藝叢刊》、《小說》、光復版的《文藝生活》、香港版的《群眾》，並為《華商報》副刊開闢了《熱風》、《茶亭》等文藝專欄），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批判錯誤文藝思想，提出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與抗戰後期相比，這時學習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自覺性更加提高，而且注意理論聯繫實際。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香港進步文化界曾分別以《文藝問題》、《論文藝問題》為書名，出版了《講話》的單行本。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出版的《群眾》週刊又以《毛澤東論人民的文化與人民的文藝》為題，節選了《新民主主義論》和《講話》的部分章節。《講話》的公開出版發行，為文藝工作者學習毛澤東文藝思想提供了便利條件。荃麟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默涵的《關於人民文藝的幾個問題》、馮乃超的《文藝工作者的改造》等論文，都是在當時條件下認真學習《講話》的產物。這些文章著重論述了新文學的性質、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普及與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藝大眾化、統一戰線等問題。當時還開展了「方言文學」、「馬華文藝」問題的討論。「方言文學」討論的實質，正是為了在國統區創作通俗易懂的文藝，貫徹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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