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反壓迫、爭民主的進步文藝運動(3)

反壓迫、爭民主的進步文藝運動(3)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問世以後，不僅指引著解放區文藝前進的道路，也對國統區的文藝運動起著指導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講話》在延安《解放日報》公開發表不久，重慶《新華日報》便發表了一篇根據《講話》精神寫成的指導國統區文化運動的社論《文化建設的先決問題》。這篇社論指出，文化建設一定要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服務；社論號召文化工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緒和人民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社論正面闡述了我黨關於文化建設的方向和道路，在人民大眾面前擺出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兩種不同的文化建設觀，對國統區的文化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九四四年元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在重慶《新華日報》摘要發表。這是《講話》在國統區第一次公開和廣大讀者見面。刊登《講話》的編者按語說：《講話》「有系統地說明了目前文藝和文藝運動上的根本問題」。第二天，《新華日報》又在《讀者與編者》欄中指出：「毛澤東同志在文藝運動上所提出的意見」，「不僅是在文藝運動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針。」

　　接著，《新華日報》、《群眾》等報刊還轉載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以及周揚等介紹延安文藝整風和評論解放區文藝運動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黨中央派何其芳、劉白羽從延安到重慶，任務是向大後方的進步文化界傳達《講話》，並調查國統區文藝運動的情況。周恩來同志不僅在內部經常領導、組織文藝界學習《講話》，闡釋黨的文藝方針，而且還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協」舉行的聯歡晚會上，公開介紹了《講話》以後延安文藝界呈現的「蓬蓬勃勃」的新氣象。周恩來同志說：《講話》以後，許多作家「從城裡走到鄉村，走到廣大的農民中去，並且生活在他們中間，因此發現了深厚的民間藝術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國的新歌劇是從這裡發展出來的，話劇也要吸收這個形式的優良因素。」周恩來同志號召重慶的作家向解放區學習，使國統區文藝運動取得更大的成績（注：《新華日報》，1945年10月22日）。

　　《講話》傳入國統區，國統區文壇猶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學習《講話》，宣傳《講話》，並結合國統區實際貫徹《講話》精神。他們通過學習，進一步明確了文藝應當為誰服務以及怎樣服務的問題。郭沫若用明確的語言說明：「人民是文藝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師。今後我們的新文藝，就需要把人民作為老師，作為主人。

　　為人民大眾徹底服務，向人民大眾學習一切，要和人民大眾保持密切的關係。」（注：《文藝的新舊內容和形式》，《文藝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茅盾聯繫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實際，正確論述了應當如何對待歌頌與暴露的問題：「歌頌的對象是堅持民主，為民主而犧牲私利己見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戰爭的力量及能促進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對抗戰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違反民主的行動，都是暴露的物件。同樣的，凡對抗戰有利對民主的實現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注：《如何擊退頹風》，《茅盾文集》第10卷）何其芳撰寫了《大後方文藝與人民結合問題》，他認為大後方文藝的任務，「就是推動大後方廣泛的人民群眾覺醒起來，組織起來，參加民主運動。」為此，作家要擴大生活領域，描寫群眾的痛苦、要求，作品形式要大眾化。一九四五年春天，文藝界提出「面向農村」的口號，稍後又提出「農民文藝」等，這些提法雖然未必確切，卻是力圖貫徹《講話》精神的。

　　在學習《講話》、並以《講話》精神指導國統區文藝運動的同時，解放區產生的許多優秀文藝作品，也陸續傳入到國統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來同志從延安飛返重慶，「秧歌劇之到重慶，就是隨著恩來飛來的。」（注：郭沫若：《民主運動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一九四五年一至二月，《新華日報》社為慶祝該報創辦七周年和歡度春節，先後舉辦過兩次秧歌晚會，演出了《兄妹開荒》、《軍民聯歡》、《牛永貴受傷》、《一朵紅花》。

　　這些來自解放區的小型秧歌舞劇在重慶演出，使廣大觀眾耳目一新，別開生面。接著，《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呂梁英雄傳》、《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等解放區的優秀文藝作品，也相繼傳入國統區。國統區作家稱讚解放區的文藝作品反映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注：郭沫若：《〈板話〉及其他》，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1946年8月16日），認為這些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解放區以外的足資借鏡」（注：茅盾：《論趙樹理的小說》，《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

　　他們還從解放區新型文藝的出現領悟到文藝創作的正確道路：只有深入工農，改造思想，獲取源泉，才能創造出為人民所喜愛的文藝。國統區和解放區雖然環境、任務有所不同，但國統區作家積極從《講話》和在《講話》指引下產生的文藝作品中吸取營養，用以推進國統區文藝運動，畢竟「開始了若干在毛澤東文藝新方向的影響之下的和人民大眾結合的努力。」（注：郭沫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後，「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注：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076頁）。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要從人民手中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使中國仍舊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則要領導人民爭取民主，反對內戰，努力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中國。這場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構成了從抗日戰爭結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歷史時期政治鬥爭的基本內容。

　　中國廣大文藝工作者以興奮的心情歡慶抗日戰爭的勝利，同時也以嚴肅的態度對待當前反壓迫、爭民主的政治鬥爭。《文藝雜誌》主編邵荃麟寫的《在偉大的勝利面前》一文，表達了國統區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新時期的奮鬥目標和戰鬥決心：「首先，作為我們當前迫切任務的，便是為徹底消滅法西斯漢奸和打擊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鬥爭。這在主觀方面是要求文藝的戰鬥與人民的戰鬥更密切結合，而在客觀方面一個迫切要求，即是言論出版創作研究的自由。

　　……其次，從文藝工作本身來說，我們應該更肩負起國民精神代言人的職責，更深廣地去反映和傾訴今天人民的願望和表達人民的意志。這就要求每個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現實鬥爭，加強自己的戰鬥力量。」（注：《文藝雜誌》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給國統區人民帶來了巨大的鼓舞力量。「雙十協定」的公佈，使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線曙光；但這曙光又被反動派發動內戰的陰雲所籠罩。昆明「一二·一」流血慘案的發生，激起了人民憤怒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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