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其他中、長篇小說(2)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其他中、長篇小說(2)

　　《暴風驟雨》具有飽滿的革命激情。作者描寫人物，表現他們的鬥爭，都灌注深厚的階級感情，歌頌暴露，是非愛憎，了了分明。在這裡，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周立波善於選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徵性的細節，用簡練、樸素的筆墨加以描繪，展示人物性格。作品很少冗長、沉悶的敘述，風格單純明快。作者介紹趙玉林，主要是再現了他被攤勞工以及回來後和淪為乞丐的妻子見面的情景，也再現了「趙光腚」這個綽號的來源以及他向地主借債的情景；而對郭全海，作者只集中地描寫了他父親被害和他受地主欺騙這兩件事。

　　郭全海開始出場，作者寫了他輕巧地降伏一匹脫了籠頭的兒馬的細節，顯示了郭勇敢大膽、爽朗機靈的性格特徵。小說的結構單純，故事突出，線索清楚。全書以土改鬥爭發展的過程為主線，寫了一場場鬥爭，讓所有人物在鬥爭中活動；同時，在鬥爭中也插有一些生動的情節或細節，增加讀者興味。有些場面描寫如「分馬」一節，寫得層次分明，人物活動形象具體，有聲有色。另外，作者善於向群眾語言學習，作品中運用東北農民的口語，語彙豐富，生動活潑，有很強的表現力和濃厚的生活氣息及地方色彩。特別是許多對話，都是個性化的語言，使人聞其聲如見其人。不足的是作品中有時口語用得太多，由於缺乏提煉和選擇，因此多少影響讀者的理解。

　　另外，作品在結構上也存在一些缺點。第二部有些鬆散，反映的事件較多而表現不夠集中精煉；第一、二部之間聯繫也不夠緊湊，多少給人脫節之感。有些細節描寫顯得煩瑣，而有些重要鬥爭卻展開不夠充分。至於人物刻劃，主要人物如趙玉林等表現得過於單純；反面人物地主韓老六、杜善人、唐抓子等有些類型化和臉譜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反映農村階級鬥爭顯得有些簡單化。但總的說來，《暴風驟雨》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和《暴風驟雨》同樣寫東北土改運動的還有馬加的中篇《江山村十日》，作品以一個小村莊在十天內發生的巨大變化，反映了土改鬥爭的迅猛發展，馬加在此之前曾著有長篇《滹沱河流域》，寫晉察冀邊區民主政權建立後農村發生的一些變化；寫得較為稚嫩，語言失之書面化，人物性格也不夠完整統一。他還寫過一些反映農村生活和抗日鬥爭的短篇如《減租》、《母親》、《過梁》等，思想上與藝術上均有可取之處。《江山村十日》則是寫得較好的一部中篇，顯示了作者思想上藝術上的進步。作品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給以適當加工寫成的；在寫作過程中，被描寫的物件——江山村的貧雇農也參加了討論。自然，作者對於所反映的生活並不是沒有提煉和集中。

　　故事寫的是一九四七年冬《中國土地法大綱》發佈後東北地區的土改鬥爭情況。作品集中寫十天內發生的事件，從劃階級，成立貧雇農大會，發動鬥爭，農民群眾和地主高福彬進行面對面鬥爭為主線，以金城和周蘭的婚事為副線，兩條線索緊密結合，顯得內容充實，生活氣息濃厚，人物形象也較為突出。與此同時，小說通過貧雇農委員會對待陳二踹子的態度表現了土改中如何正確對待中農的問題；李大嘴的形象則說明了積極分子隊伍的變化和教育問題。作品結構也比較嚴密，開頭結尾互相照應。

　　小說結束時群眾談論村名的演變，最後一致決議把原來的村名高家村改為「江山村」，表明土改以後是「老百姓坐江山」，顯示了解放區農村的偉大變化，也給讀者留下深長的意味。作品的主要缺點是典型化不夠，有些地方如搜地主的財物、分浮財的描寫顯得有些自然主義；工作組沈洪作為代表党的領導而貫穿全書的人物，他和鬥爭的關係寫得不充分，形象也顯得單薄；語言雖然總的說來比較流暢，學習運用群眾語言也較好，但仍有一些知識份子語言，群眾口語也錘煉不夠。

　　寫成較早的歐陽山的《高幹大》，是反映解放區農村生活比較優秀的作品。作者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開始了文學活動，後來參加了「左聯」。他曾以羅西等筆名，發表過不少短、中篇小說，內容以反映廣東一帶城市的中下層生活為主，或者描寫小資產階級的鬱悶煩憂，或者敘述工人的鬥爭，以短篇《七年忌》等作品較為著名。

　　然而由於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寫勞動人民的生活不夠真切深刻，再加上創作上的歐化傾向（包括表現形式和語言）比較嚴重，減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效果。三十年代中期和抗戰初期，他提倡「方言小說」，自己也作了一些嘗試。到延安後，歐陽山參加了文藝座談會和整風運動，積極深入生活和群眾鬥爭，認真改造世界觀，從而創作了長篇小說《高幹大》。這不但是他創作道路上一個新的起點，也是《講話》發表後中長篇小說創作中取得較好成績的作品。

　　《高幹大》寫了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期陝甘寧邊區一個叫任家溝的地方辦供銷合作社的故事。為了克服困難，改善農民生活，也為了增加生產支援抗日戰爭，邊區政府號召農民組織起來，發展合作社經濟。任家溝供銷合作社主任任常有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思想機械保守，雖然辛辛苦苦，卻不受群眾歡迎。在他領導下，合作社不但沒有給農民帶來發處，反而成了嚴重負擔。群眾把合作社稱作「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

　　合作社面臨崩潰的危險。和任常有相反，共產黨員、合作社福主任兼推銷員高生亮（高幹大）瞭解群眾的意見和願望，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打破框框，衝破不合理的規定，辦起了醫藥社、紡織工廠、馱鹽運輸隊，包下了救國公債和公糧負擔，使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動生產發展、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人民群眾歡迎合作社，擁護高幹大。作品在寫高幹大和任常的矛盾的同時，也寫了他同任常有的支持者——官僚主義者、區長程浩明的鬥爭。

　　因此，作品的思想性就不僅是寫出了邊區合作社經濟發展的道路，反映了邊區農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表現了兩種不同工作路線，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矛盾和鬥爭。作品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進行的揭露和批判，對黨的實事求是精神、群眾路線的肯定和歌頌，不但在當時對一些地區尚在開展的整風運動有著現實的教育意義，對以後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也有深刻的認識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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