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其他中、長篇小說(3)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其他中、長篇小說(3)

　　《高幹大》的成就還在於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這樣一個農村幹部形象。較之當時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生亮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豐滿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作者突出了他對黨和革命的忠心，對工作的忘我精神，但並沒有回避他作為農民身上殘留的弱點。他有些急躁簡單，理論水準不高；遇到嚴重困難也產生過猶豫動搖；在跟巫師鬥爭時自己也有迷信思想，不能徹底否定鬼神。這作為當時的農村幹部是真實可信的。

　　作者還把高幹大放在幾條戰線上作戰：犯有主觀主義錯誤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反對他；官僚主義者區長程浩民壓制他；淺薄的鄉文書雲飛諷刺嘲笑他；不懂事的兒子栓兒因為婚姻問題分散他的精力，拉他的後腿，甚至後來和巫師一道破壞他的工作；以巫師郝四兒為代表的反動封建勢力更是千方百計陰止、破壞合作社會的發展；與此同時，他自己思想上有弱點也影響他的工作……面對這些困難，他努力奮鬥，身軀消瘦了，頭髮變白了，但他的形象顯得高大了。高幹大的形象表現了新的農村幹部是怎樣在鬥爭中成長，揭示了黨的工作之所以在群眾中深深紮根、得到人民擁護的基本原因。

　　《高幹大》的矛盾衝突錯綜複雜而又線索分明；故事情節環環相扣，鬥爭逐步緊逼，高潮安排非常合適。和巫師郝四兒的鬥爭雖然寫得略嫌冗繁，但有較強的戲劇性，讓人讀來饒有興味。人物描寫除高幹大外，其他各色人物也都寫得活靈活現，很有分寸。作品的語言也樸素明快，加之適當地運用了陝北農民的口語，更顯得形象生動，富有地方色彩。這對作者過去的歐化傾向來說是個巨大進步。

　　柳青（1916—1978）的《種穀記》也是當時較有影響的長篇。比較作者過去寫的短篇小說（收入短篇集《地雷》），《種穀記》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了顯著提高。這部作品反映的題材十分平凡，情節也比較簡單。全書以王家溝組織集體種穀的事件為線索，展示了解放區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

　　故事發生的時間只有二十天。為了提高生產，解決勞力不足的問題，也為了保證農村學校不致受到生產的衝擊，縣裡指示在變工隊的基礎上實行定期集體種穀。這雖然是我們黨組織農民走集體化的最低形式，卻是農村經濟最初的社會主義因素，因此它遇到各種不同力量的阻撓，其中主要是以富裕中農行政主任王克儉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和自私思想，也有地主富農王相仙、王國雄的破壞。但是，以共產黨員農會主任王加扶、勞動模範王存起為代表的農村基本群眾是相信黨，跟黨走的。經過嚴肅的鬥爭，撤銷了王克儉的職務，另選王存起當行政主任。在王加扶、王存起的帶動下，王家溝終於勝利地開展了集體種谷，廣大農民在生產實踐中進一步體會到共產黨政策的正確。

　　《種谷記》的意義不只是反映了解放區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更重要的是藝術地記錄了戰爭年代党領導、教育和組織農民的生動情景，表現了解放區農村社會主義因素的成長。通過王加扶、王存起，直到敲鐘的六老漢等農民堅決響應上級號召，一心一意按黨的政策做，可以看出農民積極要求革命的本質。作者熟悉陝北農村生活，當地農民的一些風土人情，在作品中都有真實具體的描繪。

　　作者介紹人物的身世、面貌，只用很少的筆墨，通過一些有特徵的細節，就把他們勾畫了出來，加上人物各具特色的對話，就使讀者感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種穀記》的缺點是故事情節發展緩慢，對話多而行動性不強，某些細節描寫了比較繁瑣，使人感到沉悶。到了五十年代，柳青的創作還有更大的發展：他以自己的小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繪下了史詩式的畫卷。他在後來的創作中表現得十分突出的善於藝術地概括生活、在複雜的階級關係中刻劃人物等長處，在《種穀記》中已經可以見到端倪。

　　在藝術手法、藝術風格上和以上兩部作品很不相同的《地覆天翻記》，雖然存在幼稚粗糙的缺點，但由於採用了農民群眾比較熟悉的章回體形式，故事情節也比較曲折複雜，因而受到群眾的歡迎。作者王希堅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出現的作家。他生活在群眾當中，有著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他親身經歷了解放區農村尖銳的鬥爭和深刻的變化，因而寫出的作品真實生動，富有生活氣息。

　　《地覆天翻記》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根據地農村階級鬥爭的情況。八路軍工作組下到農村開展增資（增加雇農報酬）、減租工作，組織農民秋收和反「掃蕩」，但是遇到階級敵人的阻撓破壞。由於工作組本身存在的缺點，開始不瞭解情況，連著兩次讓地主及狗腿子篡奪了村的領導權。地主相互勾結，反對工作組和貧苦農民，殺害農民積極分子李福祥，成立漢奸「暗殺團」，同時又偽裝開明積極，打入革命隊伍，腐蝕幹部，勾結日寇進行「掃蕩」。

　　在事實的教育下，經過整頓組織，農民群眾的鬥爭最後取得了勝利，把惡霸地主押到李福祥紀念碑下槍斃。作品雖然沒有塑造比較突出豐滿的人物，但從一群普通農民身上，可以看到廣大群眾蘊含的深厚力量。《地覆天翻記》在藝術上同時具有明顯的優點和缺點：反映生活具體真實但又缺乏提煉；形式通俗易懂，易為群眾接受，但對舊小說描寫手法、套語等因襲過多；故事懷較強，但有少數情節（如大把頭和吳二爺等在林中開黑會被李四相聽見等）又顯得過於巧合。另外，在對惡霸地主的鬥爭問題上，開始較多強調了文明說理；對殺害李福祥的兇手過於強調了教育轉變，對狗腿子的反動性也揭露得不夠充分：這些都反映了作品的政策觀念不盡明確。

　　解放區的中、長篇小說創作在寫人民武裝進行抗日鬥爭方面，出現了一些影響較大的作品，它們是：《洋鐵桶的故事》、《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思想上謳歌革命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藝術形式上通俗易懂。它們基本上屬於通俗文藝而藝術上較之有明顯的提高。它們的弱點或缺點有時也是由通俗文藝形式帶來的，如人物塑造不夠典型化，情節結構較一般化，反映現實生活鬥爭不夠細緻深刻等，但總的說來適應了當時革命和讀者的需要，因而受到熱烈歡迎。這類作品的出現，是對於小說創作民族化群眾化的一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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