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趙樹理的小說(3)

趙樹理的小說(3)

　　《邪不壓正》描寫中農王聚才的女兒軟英的婚姻糾紛，本意在於通過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幹部隊伍繼續為非作歹等情節，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問題。但這個作品更大成就在於極為形象地描寫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農利益的「左」傾錯誤，揭示了產生這種錯誤的階級根源。不但象小旦這樣的人在不斷侵吞，而且一部份貧農幹部，也多占了勝利果實。這就使本已十分貧困的農村，更顯得僧多粥少了。為了填滿「窟窿」，必然向中農開刀。作品不僅提出了當時華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中帶普遍性的問題，而且對人們認識農村社會的複雜狀況，也很有價值。趙樹理還滿懷熱情地歌頌農村新人新事。《小經理》中表揚了三喜，他是一個十分平凡的青年，卻是農村合作事業發展的形勢下產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婦看瓜》通過田寡婦的心理變化，歌頌了新農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觀。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中，農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現的物件。魯迅第一個懷著熾熱的同情描寫了受著深重壓迫的貧苦農民，他筆下的農民大多備嘗苦難而尚不覺醒，身心均打著階級壓迫的深深烙印。經過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發展的農村革命的推動下，一些左翼作家筆下開始出現了覺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農民形象。

　　但是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特別由於作家未解決與農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問題，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實豐滿的農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還不免夾帶著許多知識份子思想感情的雜質。在這點上，趙樹理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一方面由於時代的緣故，他的筆下出現了翻身農民的嶄新形象。這些農民關心政治，在社會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開始表現出創造歷史的主動性。儘管人更加熟悉並能得心應手加以表現的，仍是老一輩的農民；但就是這類農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時代大潮所衝擊，挾帶著向前進步著的。另一方面，由於趙樹理來自農民，始終不脫離農民，熱愛而且深刻瞭解農民，使他所塑造的農民形象，從思想、感情、習性、氣質，到觀察、思考、表達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農民的特質。這就是在文學的內容和形象塑造上，趙樹理為新文學所增添的新因素。

　　對於農村生活和農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從生活實際出發的現實主義藝術原則，使趙樹理的作品表現的是當時人們所普遍關切之事。他說：「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注：《也算經驗》、《趙樹理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他寫《李有才板話》，是因為「那時我們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別對於狡猾地主還發現不夠，章工作員式的人多，老楊式的人少，應該提倡老楊式的作法，於是，我就寫了這篇小說。」（注：《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三複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為了防止土改運動中，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流氓壞分子混入幹部隊伍以及少數當權幹部容易變壞，他寫了《邪不壓正》「使土改中的幹部和群眾讀了知所趨避」（注：《關於〈邪不壓正〉》，載《人民日報》1950年1月15日）。

　　他的作品的主題思想常常有較大的現實意義，但並不是政治概念的沒有藝術生命的圖解。趙樹理的小說，描寫也廣大農民與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占主導地位，党對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政策，趙樹理卻已敏銳地抓住階級鬥爭尖銳性、複雜性的問題，在一些作品中描寫了這種鬥爭在不同環境中的不同表現形式。同時，趙樹理還比較充分地反映了這一時期農村社會生活的變革，即在解決了政權問題之後，對舊農村社會的改造。他描寫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內部關係的變化。

　　在《小二黑結婚》、《孟祥英翻身》、《福貴》、《傳家寶》等作品中，他相當深刻地描寫了宗族、家庭中長幼關係、婚姻關係、婆媳關係等矛盾的演變。這些描寫，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並且表現了一個新時代、新天地的誕生。越樹理並不回避矛盾，敢於接觸生活中的問題和落後面。他認為只有展現閻恒元的全套陰謀詭計和老槐樹下受壓迫者繼續受壓的真實狀況，才能與「模範村」的稱號形成強烈的對照，從而揭露主觀主義、脫離群眾的嚴重危害。只有寫活了二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們從他們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對改變封建舊習俗的嚴重性、迫切性的認識。

　　在新舊兩種力量的對比中，趙樹理在進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權的力量，使矛盾最終向積極的方面轉化。他認為當時群眾尚未充分發動，亟需民主政權的支持，現實生活中矛盾的解決一般都是這樣的。他不願為了激化矛盾而改變構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來面目安排情節。中國的封建社會有過漫長的歷史，小生產方式的影響更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農村社會的各個角落普遍存在，在作為勞動者的貧苦農民的心靈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記。中國農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複雜曲折的，充滿了從你死我活的流血鬥爭到內心深處的微妙波動的各種矛盾衝突。趙樹理以其細緻生動的筆觸，充分地刻劃了這些變化的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小說是處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浪潮中的中國農村社會的一面鏡子。

　　趙樹理在小說藝術的民族化、群眾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人物塑造、情節結構和語言上，他都有所創造，形成了他在藝術上的獨特風格。這既是他個人的藝術風格，也是民族的、大眾的風格。創造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小說民族形式，是趙樹理對新文學發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趙樹理的小說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他沒有對這些人物作靜止的描繪、分析、議論。他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塑造人物的特點，適應群眾的欣賞習慣，把人物放到故事情節的發展中，在矛盾衝突中，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和語言，來展現自己的性格特徵。從「不宜栽種」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實、厚道的性格表現得十分鮮明。從「米爛了」到精心梳裝打扮，趕到區上去鬧，則表現三仙姑假裝迷信、潑而且賴的特徵。同樣兩個落後人物，放在同樣環境中，卻能將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徵凸現出來。

　　由於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因而寥寥數筆就能把人寫活，很有以筆傳神的功夫。《催糧差》中舊衙役的走狗特性，《劉二和與王繼聖》中地主少爺的凶頑而又嬌弱的性格，《小經理》中老管賬的油滑世故，都寫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兩筆寫活。于福牽驢送三仙姑上區，張得貴抱著筆硯算盤隨閻恒元丈地，只用一個動作就把他們的身份、地位、性格點了出來，頗可耐人尋味。就是老槐樹下的那些「小字輩」，或熱烈，或冷靜，面目也不雷同。趙樹理的小說較少大開大闔的情節，激烈動盪的場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動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細節中，通過樸實、簡煉但卻細膩的描寫去展現。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細節中表現她們的。細節的真實，頗能表現趙樹理的精確描繪生活圖畫的長處，並使他的小說具有嚴格的現實主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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