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趙樹理的小說

趙樹理的小說(1)

　　在小說創作方面，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雖然沒有象戲劇、歌謠、通訊報告那樣，形成一種有廣大群眾直接參加藝術實踐的局面，卻也同樣呈現出一派生氣蓬勃、豐富多彩的景象，同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和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由於深入工農兵的實際鬥爭，從中激起創作的熱情，汲取作品的素材，進行藝術的構思，一些有過較長寫作經歷的作家，象丁玲、歐陽山、周立波、劉白羽等，突破原先的風格，獲得了新的成就；開始寫作不久的作家，如楊朔、柳青、孔厥、馬加、孫犁等，迅速成長起來，寫出了具有個人特色的小說；更有大批初露頭角的新人，包括康濯、馬烽、西戎、束為、秦兆陽、王希堅等，以自己的作品帶來了新的內容、新的格調和色彩；其中有的是並非專門從事文學活動的實際工作者，也寫下一些讀了令人難忘的作品：從而出現了現代文學史上又一個小說創作活躍、繁榮的時期。

　　最能代表這個時期小說創作的成就和特點的，是在反映農村生活方面，在小說的民族化、群眾化方面。而在這些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則是趙樹理。

　　趙樹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縣人，出身貧農家庭。他從小參加生產勞動，過著被剝削的艱苦生活；很小就喜愛民歌、民謠、鼓詞、評書和地方戲曲，還是八音會（晉東南的一種農民自樂班）裡擺弄各種樂器的好手。這些經歷，對於他通曉農業生產和北方農村的生活習俗，熟悉農民的文化風尚和藝術愛好，培育自己創作的大眾風格，提供了有利條件。

　　一九二五年他進入長治省立第四師範學習，從創造社、文學研究會創辦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後來還受到一九二八年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鼓舞。由於反動當局的迫害，他被迫離開學校，長期過著飄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從一九三一年起，他為太原一些報紙副刊寫作小說等多種形式的作品。

　　那時，他已深感「中國當時的文壇太高了，群眾攀不上去，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擠進《笑林廣記》、《七俠五義》裡邊去」（注：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人民日報》（晉冀魯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開始寫作文字通俗，識字不多的農民能看懂，不識字的能聽懂的作品，創作了《鐵牛的複職》、《蟠龍峪》等小說，並且發表過文藝大眾化的主張。早在這個時候，他已經選擇了一條與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學道路。他的意見在當時沒有得到回應與支援，所寫的作品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幾乎全部失散了。雖然如此，它們作為摸索和試驗，為以後的成功積累了有益的經驗。正如周揚後來指出的那樣：趙樹理是作為「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進入文壇的（注：《論趙樹理的創作》，原載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後收入《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趙樹理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華北黨校，專門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後，他在編輯《黃河日報》（太南版）副刊、《中國人》報、《新大眾報》時，寫作了大量小說、小戲、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還參加農村劇團的編導工作，跟隨劇團深入群眾。一九四三年五月，趙樹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彭德懷同志為該書的出版題詞：「象這樣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十月，他又創作了被譽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話》。一九四五年冬，寫成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與此同時，還寫了許多優秀的中、短篇小說，如《孟祥英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貴》（一九四六）、《小經理》、《邪不壓正》（一九四八）、《傳家寶》、《田寡婦看瓜》（一九四九）等。在短短幾年間，趙樹理就以積極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並最早取得豐碩的成果，而受到人們的熱情讚揚。

　　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揚分別在上海和延安發表文章，推薦趙樹理和他的作品。郭沫若評論《李有才板話》話：「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簡樸的內容和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義，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著興趣的。」（注：郭沫若的《板話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匯報》副刊《筆會》）

　　一九四七年七月，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召開會議，號召文藝創作向趙樹理方向邁進。八月，邊區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獎授予趙樹理的小說。趙樹理成了解放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譯介紹到國外。從長期默默無聞，到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不只是他個人不懈努力的成果，還鮮明地標誌著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革命文學運動從指導思想、讀者物件到作品內容各個方面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

　　《小二黑結婚》描寫根據地一對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為衝破封建傳統、爭取婚姻自主的鬥爭，這場鬥爭由於受到金旺等惡霸的迫害和家庭的阻撓而發生了波折。作品生動地塑造了農民中落後人物的形象。二諸葛是個善良但膽小怕事的老農。他要維護家長的權威和包辦婚姻制度。由於迷信，他反對小二黑與小芹結合。三仙姑則是一個沾染著好逸惡勞等惡習的婦女。她用裝神弄鬼掩護輕浮放浪的行為，為貪財而出賣女兒。這兩個人物形象的真實塑造，深刻揭示了農村小生產者精神上的落後面，從一個方面表明實行民主改革、移風易俗的重要意義。但是，無論是惡霸的逞兇或家庭的阻撓，都無法壓制小二黑和小芹爭取自由與幸福的意志。他們堅強不屈地進行鬥爭，在民主政權的支持下，終於取得了勝利。

　　落後的家庭中成長了進步的新一代，表明了舊事物的崩潰之勢。作品描寫惡霸勢力受到應有的懲罰。落後的阻擋社會進步的人物，也陷於逐漸覺醒的群眾包圍之中，受到了應有的嘲弄和批判，並終於被迫實行自我改造。從《傷逝》描寫子君、涓生這一對城市知識青年為自由結合進行鬥爭而失敗，到《小二黑結婚》中農村男女青年爭取個性解放獲得勝利，可以量出中國革命在二十多年間所邁出的巨大步伐。《小二黑結婚》熱情地歌頌了民主政權的力量，歌頌了農村社會的長足進步，歌頌了新一代農民的成長；因而立即得到農村中要求民主改革的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的熱烈歡迎。

　　《李有才板話》通過閻家山改選村政權和實行減租減息中的曲折過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戰時期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閻家山是閻錫山統治下山西農村的縮影，這裡的封建統治根深蒂固。抗戰後雖然成了敵後根據地，但惡霸地主閻恒元仍然依仗地的勢力和影響，採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維持他的統治。他退居幕後，安插親信，操縱村政權，瞞過了章工作員，為非作歹。閻家山實行上依然是閻家天下，卻居然還得到一個「模範村」的光榮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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