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話劇創作(2)

話劇創作(2)

　　這個劇本真實地反映了人民戰士成長的過程，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九股山的英雄》（戰鬥劇社新四旅宣傳隊集體創作，林揚、嚴寄洲、劉蓮池編），取材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的延安保衛戰，歌頌戰士英勇沉著的戰鬥精神，也是根據真人真事寫成的。魯易、張捷的《團結立功》，雖然也以落後人物的轉變為主線，卻著重於生氣勃勃的連隊日常生活和親如一家的軍民關係的渲染。這幾個劇本，寫出了部隊生活的特色，對話也生動有力，從不同的方面，真切地表現出人民軍隊的階級本質和英雄氣概。

　　姚仲明、陳波兒等集體創作的《同志，你走錯了路！》，雖然同樣是以人民軍隊為題材，卻不同于大量的反映連隊生活的作品，它給觀眾展開的是發生在八路軍某支隊司令部內部的一場激烈鬥爭。有人曾以其內容的嚴肅性和深刻的教育意義，稱之為「政治劇本」（注：周揚：《關於政策與藝術——〈同志，你走錯了路！〉序言》，收入《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從上級機關派來的聯絡部長吳志克，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推行右傾機會主義政策，不顧政治部主任潘輝等人的抵制反對，對國民黨頑固派一味遷就退讓，給部隊和當地居民造成重大損失。胡連長是劇中最為動人的形象。他最看不慣吳志克那套「亂七八糟的統一戰線」主張，也從不掩飾自己的反感。

　　但當由於吳志克的喪失警惕，他們一起被頑固派所俘，在生死關頭，見到吳志克有所覺悟和悔恨，他絲毫沒有怨恨同志，而是勸慰後者應該仇恨敵人，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崇高胸懷。作者姚仲明曾說：「所以寫出了這樣一個個性，完全由於我過去的工作中，有一個給我印象最深的警衛連長作了底板」（注：姚仲明：《〈同志，你走錯了路！〉的創作介紹》，《解放日報》1944年12月16日）。支隊司令李東平缺少理論修養，囿於狹隘的經驗，在大是大非面前莫衷一是，成了吳志克的「俘虜」，雖然著墨不多，卻是親切可信。

　　吳志克主觀武斷、誇誇其談，以「欽差大臣」自居，還動輒拿自己也沒有真正理解的革命導師的片言隻語嚇唬別人，固然令人厭惡；但當敵人撕下偽裝，以死相威脅時，他堅持革命氣節，在事實面前開始有所認識，又使人們禁不住要齊喊一聲：同志，你走錯了路！這個劇本，是在較大規模上正面地反映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第一個作品。儘管思想深度不夠，藝術上也有粗糙之處，劇本在處理這類尖銳重大的主題、處理眾多性格複雜的人物形象以及彼此之間更為複雜的關係等方面，分寸掌握得當，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

　　由胡可根據胡朋等人的集體創作改作的《戰鬥裡成長》，則是通過趙鐵住一家三代人悲歡離合的富有戲劇性的遭遇，反映人民戰爭的勝利和農民翻身之間的內在聯繫。人民軍隊主要是由穿上軍裝的家民組成，受盡封建剝削的農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逐步懂得只有以革命的武裝摧毀舊世界，才能爭得自身的解放。這類內容的作品，數量是不少的。

　　寫於全國解放前夕的這個劇作，著重表現了趙鐵柱父子從只知為個人復仇的農民，在部隊中鍛煉成以解放全中國為己任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過程。離別了十多年的一家人剛剛重逢，父子兩人為了迎接新的戰鬥，又立刻與親人分手，構成了全劇的高潮。即使在這樣的場合，作品也沒有任何感傷的氣息，而是洋溢著昂揚的鬥志，鮮明地突出了「敵人不徹底消滅，我就要繼續戰鬥到底」的主題。這就賦予劇本以不同於過去那些作品的新的時代精神和新的思想內涵，在當時具有十分尖銳的現實意義，劇作是以廣大農民在舊中國共同經歷過的漫長道路作為寬廣的歷史背景來表現這一主旨的，因而具有較為深厚的社會內容。

　　在藝術表現方面，當趙鐵柱以軍人形象出現在舞臺上時，已經是個相當成熟的營長了。當年他懷著誓報父仇的決心參軍時的情景，讓觀眾從他兒子石頭初到部隊時報仇心切，勇敢然而幼稚的舉止中去聯想；他的形象，又向人們預示了正在迅速成長的石頭的未來。這種避免重複、虛實結合的構思，是作者的匠心。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的慘劇，夫妻父子在火線上團聚悲喜交加的場景，都很感人。農村和部隊的生活，是解放區作家最擅長描寫的。《戰鬥裡成長》是這個時期裡話劇方面寫得較好的一個。

　　隨著人民革命的勝利進軍，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的戰略性轉移（注：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365頁），也相應地給話劇創作帶來了新的題材和新的主題。《炮彈是怎樣造成的》（陳其通編）表現一個遭到反動派嚴重破壞的兵工廠迅速恢復生產、支援前線的故事。從部隊轉業到工廠擔任領導的幹部，在新的工作中遇到困難，還犯了錯誤。但他們勇敢地排除困難，改正錯誤，不久就創造出優異的生產成績。這些人物形象，鮮明地體現出革命幹部樸實忠誠、善於自我批評、勇於克服困難的優良傳統。但舞臺上一再出現冗長的會議場面，不免影響戲劇效果。

　　《紅旗歌》（劉滄浪、陳懷皚、陳淼等集體創作，魯煤執筆）的公演，立即在文藝界和人民群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尤其受到工人觀眾的熱忱歡迎。在南京的演出，「突破了從來該地話劇賣座的紀錄」（注：周揚：《論〈紅旗歌〉》），「僅上海一地在《紅旗歌》上演時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就有五百篇之多」（注：魯煤：《〈紅旗歌〉前言》），盛況都是空前的。

　　故事發生在解放不久的某城市的工廠，正當剛剛發起勞動競賽的日子裡。在舊社會飽經折磨的女工馬芬姐對於競賽抱著懷疑甚至反對的態度。積極分子大梅等人一心想搞好生產，卻不知團結別人，反而歧視排斥落後工人。有的管理人員仍然沿用解放前那種辦法和態度，對待工人。由此激化了尖銳的衝突。劇本敏銳地觸及到工人階級從舊社會的奴隸成為新社會的主人以後，應該如何對待工人、勞動和同伴這個發人深思的命題。這是《紅旗歌》深刻含義之所在。

　　作品初步地寫出了正在興起的勞動熱潮，並且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劃，幾個女工的形象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缺點沒有很好表現出党的領導，又未能充分挖掘形成馬芬姐、大梅等人性格的社會根源，她們之間的風波帶有過多的個人之間逞性鬥嘴的成份，作品的思想意義受到削弱。近代無產階級的題材，是「五四」以來新文學創作中的薄弱環節；對於來自解放區農村或者部隊的作者，更是陌生。

　　劇本上演後，文藝界對於馬芬姐的性格是否真實等問題，意見分歧很大。可見，對於很多文藝工作者說來，描寫工人生活、塑造工人形象，都是個新的課題。《紅旗歌》作為「第一個描寫工人生產的劇本」（注：周揚：《論〈紅旗歌〉》），在話劇創作方面，作出了一個較好的開始。當時，以工業生產為題材的話劇，還有《勞動的光輝》（陳波兒編）、《勝利列車》（逯斐、喬羽編）等。它們都沒有《紅旗歌》那樣廣泛的影響。

　　一直都是新文學作品中最為普遍的知識份子題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的解放區作品中，變得很少見到了。有時，即使寫到了知識份子，他們又大多是以黨政軍幹部的身份出現在作品中。解放戰爭末期，倒是接連上演兩出以知識份子為主角的話劇，即《民主青年進行曲》（賈克、趙尋、軻犁等集體創作）和《思想問題》（藍光、桑夫等集體創作，藍光、劉滄浪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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