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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秧歌運動和新歌劇創作(1)


  「自從『文藝座談會』以來,首先表現出成績來的是戲劇。那年就有新式的秧歌出場了。《兄妹開荒》現在已經傳遍全國。新的戲劇運動,範圍非常廣大,改良的平劇出現了,《血淚仇》和《保衛和平》等秦腔戲出現了,新式的歌劇《白毛女》出現了。這方面的收穫最快,最豐富。戲劇真正到了人民大眾裡面去了。」(注:陸定一:《讀了一首詩》,《解放日報》1946年9月28日)在短短幾年內,解放區的戲劇運動和戲劇工作,確實呈現出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空前活躍的情景,創作和演出的數量、規模,都大大超過了歷來的記錄,作品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也都發生了廣泛、深刻的變革。戲劇上的這種局面,首先是由群眾性的新秧歌運動所開創,並在它的推動下形成的。

  千百年來,多種形式的地方戲曲一直是農村文化生活和文娛活動的主要部分,即使在閉塞落後的窮鄉僻壤,也不難發現它們的蹤跡和影響。這是因為,農民絕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缺少閱讀能力,唯有戲劇能夠廣泛而且直接訴諸群眾,為他們所接受和喜愛。年長日久,廣大農民與戲劇之間,也就形成了特殊密切的聯繫。他們不僅由此得到藝術享受,還從中理解歷史和現實,領悟生活的意義和鬥爭的經驗——其中即有正確的、有益的東西,也有錯誤的、有害的東西。

  當時的根據地基本上都處於農村環境,農民是革命的基本群眾;因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就強調戲劇是根據地「文藝工作各部門中……最有發展的必要與可能」的,並且指出:「內容反映人民感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話劇與歌劇(這是融戲劇、文學、音樂、跳舞甚至美術於一爐的藝術形式,包括各種新舊形式與地方形式),已經證明是今天動員與教育群眾堅持抗戰發展生產的有力武器,應該在各地方與部隊中普遍發展。」(注:《解放日報》1943年11月8日)

  一九四四年舉行的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在《關於發展群眾藝術的決議》中,也認為「群眾藝術無論新舊,戲劇都是主體,而各種形式的歌劇尤易為群眾所歡迎。應該一面在部隊、工廠、學校、機關及市鎮農村中發展群眾中的話劇和新秧歌、新秦腔等活動,一面改造舊秧歌、社火及各種舊戲。」(注:《解放日報》1945年1月12日。決議中提到的「社火」,乃舊時農村節日期間扮演的民間雜戲)這些檔,都強調了開展群眾性的戲劇活動的重要意義。在這一方針指引下,由專業文藝工作者和廣大工農兵共同參加的群眾性的戲劇活動,很快在各根據地蓬勃開展起來。

  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新秧歌運動,開始得最早,成就和影響也最大,帶動了整個解放區的群眾性的戲劇活動。秧歌原是流行於我國農村的一種民間藝術,是農民創造的藝術。其中的秧歌劇又說又唱,載歌載舞,生動活潑,富於表現力,有故事情節,大多短小精悍,因此格外受到農民的歡迎。當然,由於它是封建宗法的農村社會的產物,也帶有許多消極落後的東西。抗戰爆發以後,個別戲劇工作者已經注意利用這種舊形式來表現新內容。例如晉西北,有人開始學習秧歌,認為這是建立新歌舞劇的一條途徑。但也有人輕視民間藝術,斷定秧歌是落後的形式,無法改造為新型的歌舞劇。

  一九四一年春,《晉察冀日報》也曾就如何估價秧歌展開過討論。同年五月,晉察冀邊區的文藝工作者在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上,進一步就秧歌問題交換了意見,仍然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因此,也談不上引起普遍的重視和推廣。文藝座談會以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深入農村,收集整理當地流行的各種民間文藝作品,認真向勞動人民和他們創造或者喜愛的藝術學習,其中就包括了秧歌這種民間形式。

  一九四三年春節,演出了新穎的秧歌舞和秧歌劇。其中,魯藝文工團的《兄妹開荒》(原名《王小二開荒》,王大化、李波、路由作),採用秧歌的形式,但摒棄了舊秧歌中常有的丑角以及男女調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農民形象和歡樂的勞動場面。濃郁的泥土氣息與農民特有的詼諧交織在一起,使一出劇情十分簡單的小戲演得生動活潑。富有情趣,給人以煥然一新的強烈印象。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觀看了新秧歌的演出,給予熱情的鼓勵。《解放日報》在題為《從春節宣傳看文藝的新方向》的社論中,肯定了這次春節演出初步實踐工農兵方向的成就,讚揚《兄妹開荒》是個「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劇」(注:《解放日報》1943年4月25日)

  新秧歌的最初成功,證明經過改造的秧歌能夠很好地表現新的社會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並且為工農兵所歡迎。這一事實,激起人們對於秧歌的濃厚興趣和普遍重視。除魯藝以外,其他專業文藝團體也很快開始編寫新秧歌劇。一些機關、學校紛紛組織業餘的秧歌隊。新秧歌的出現,還激發了工農兵群眾的創作熱情,吸引他們積極投入新秧歌的編寫和演出。經過這樣普遍的醞釀和準備,終於形成了一九四四年春節新秧歌演出的高潮。當時,由延安的工廠、部隊、機關、學校組織起來的業餘秧歌隊有二十七隊之多,上演了一百五十多個節目。演出轟動了整個延安,出現了「鼓樂喧天,萬人空巷」的盛況。「延安春節秧歌把新年變成群眾的藝術節了。」(注: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解放日報》1944年3月21日。上文的數位和情況也參見該文)

  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新秧歌運動的經驗,迅速推廣到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新秧歌到處都受到歡迎,湧現出許多新編的秧歌劇;各地又學習新秧歌運動的經驗,對於流行於本地區的其他民間藝術和傳統戲曲形式進行革新,創造了新的戲曲,使得群眾性的戲劇活動更加豐富多彩。許多村莊建立了自己的秧歌隊、劇團。他們也演出外地傳來的劇碼,更多的還是自編自演密切配合鬥爭實際的作品,象膠東地區的東海草廟村,在半年時間內就編出小調劇、秧歌、活報四十餘出,有的劇碼還獲得威海市演出一等獎和膠東文藝創作一等獎(注:參見張淩青:《山東文藝工作概況》,收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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