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鬥爭和文藝的新面貌(4)

思想鬥爭和文藝的新面貌(4)

　　首先，民族的、階級的鬥爭與勞動生產成為作品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反映解放區文藝創作成果的《人民文藝叢書》，彙集了一百七十七篇作品。據周揚統計：「寫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包括群眾的各種形式的對敵鬥爭），與人民軍隊（軍隊作風、軍民關係等）的，一〇一篇。寫農村土地鬥爭及其他各種反封建鬥爭（包括減租、復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封建迷信、文盲、不衛生、婚姻不自由等）的，四一篇。寫工業農業生產的，一六篇。寫歷史題材（主要是陝北土地革命時期故事）的，七篇。其他（如寫幹部作風等），一二篇。」（注：《新的人民的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70、71頁）其中，有許多作品是成功或比較成功的。

　　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在抗日根據地廣泛流傳；邵子南的《地雷陣》塑造的英雄李勇形象也幾乎是家喻戶曉；馬健翎的新秦腔《血淚仇》、《窮人恨》在現實生活中發生過重大教育作用；賀敬之等集體創作的新歌劇《白毛女》、戰鬥劇社的《劉胡蘭》、李季的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等，更是在群眾中產生過巨大影響。這些作品通過對民族的、階級的鬥爭以及勞動生產題材的描寫，生動地反映了我國民主革命時期人民群眾的生活和鬥爭。題材和主題的變化，表明文藝創作的發展；新的題材和新的主題的出現，也說明作家有了鮮明的革命立場和觀點。

　　其次，隨著新的主題的出現，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同在實際生活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毛澤東同志對於文藝作品中勞動人民是否作為主人公來加以表現這一問題十分重視。一九四四年，他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後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中，把這一問題提到從未有過的高度，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他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顛倒」，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把它「再顛倒過來」，「恢復」「歷史的面目」。

　　《講話》以後的許多優秀作品，無不是以勞動人民作為主人公。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兒和劉胡蘭，王貴與李香香，都從不同角度寫了新的一代農民的成長。他（她）們不再象過去那樣在作家筆下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形象，即便是白毛女這樣一個受盡地主壓迫和摧殘的人物，也表現了勞動人民堅決的鬥爭精神，充滿了勞動人民要活下去、要報階級仇的堅強意志。他（她）們真正作為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出現在作品之中，作為被歌頌的對象來加以描寫。

　　作品有力地表明瞭這些在舊社會受剝削和壓迫的小人物，一旦獲得了解放，他們的智慧、才能、性格，就會放射出耀眼的光輝。自然，他們不是「神」，而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的人，是在革命鬥爭的鍛煉和考驗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的可貴之處在於來自群眾，又代表群眾。一般地說，作家們對這一點掌握是比較好的，在塑造這些人物形象時，有的雖然表現了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更多的還是遵循了嚴格的現實主義，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都可信可親。

　　新的人民文藝還表現在運用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大眾化的語言方面，和自己民族、民間的文藝傳統保持了密切的血肉關係。勞動人民不僅創造了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許許多多的精神財富，象秧歌、戲曲、民歌、小調、快板等等，這就為作家創造新鮮活潑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藝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比如新秧歌就是學習邊區民歌和民間秧歌的結果。

　　新歌劇《白毛女》也是在群眾秧歌運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民族形式的歌劇，它取材于晉察冀邊區的民間傳說，採用北方農民樸素生動的口語和富有民歌風味的唱詞，吸收民族戲曲和民歌的曲調，形成了鮮明的民族氣派和風格。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更是直接用陝北民歌《信天遊》的形式創作的，兩句一組，音節自然和諧，語言質樸，清新流暢，讀起來琅琅上口，富有形象性。小說方面，有些作品直接用了人民群眾熟悉的章回體形式，而象趙樹理這樣優秀的人民藝術家，雖然不直接用章回體，但他的小說語言通俗，情節曲折，故事有頭有尾，人物描寫生動自然，也都是吸取了古典小說和民間說書藝術的傳統特點，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

　　至於作品語言的大眾化，趙樹理更是優秀代表。周揚說：趙樹理「在他的作品中那麼熟練地豐富地運用了群眾的語言，顯示了他的口語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對話上，而且在一般敘述的描寫上，都是口語化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和中國固有小說傳統的深刻聯繫；他在表現方法上，特別是語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國舊小說的許多長處。但是他所創造出來的決不是舊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語言是群眾的活的語言。他在文學創作上，不是墨守成規者，而是革新家，創造家。」（注：《論趙樹理的創作》，《解放日報》1946年8月26日）這可以說是十分確當的評價。

　　解放區文藝在實踐工農兵方向的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缺點和偏差。在強調文藝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的同時，有時由於對政治理解得過於機械、過於狹窄，或者對文藝特徵認識不足，因而曾經提出過要文藝配合各項中心工作、為宣傳政策服務等簡單化的要求，也出現過不顧作者具體條件只按需要分配創作任務等不盡恰當的做法。在強調文藝工作者向勞動人民學習、向農民學習的同時，對小生產者思想的警惕有所放鬆，以致有些作品多少受到了這類思想習氣的侵襲和影響。較多的作品藝術上則存在著不注意向外國文學借鑒的弱點。稍後，在東北解放區還曾對蕭軍進行過斷章取義、不符事實、相當粗暴的批判。由於沒有及時識別這些偏頗，並從中總結必要的經驗教訓，對於後來的文藝工作曾經產生過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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