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鬥爭和文藝的新面貌(2)

思想鬥爭和文藝的新面貌(2)

　　周場把王實味的觀點和列寧、托洛斯基以及第三種人蘇汶的觀點作了正反兩面的比較，認為王實味「不只是要保護藝術不受政治的干涉，而且要誘致藝術反過來去指導政治」，因為「他說政治家善於『進行實際鬥爭去反對骯髒和黑暗，實現純潔和光明』，藝術家則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照他的意思，藝術家『指示』，政治家照了實行」，這豈不是要政治家服從于藝術家嗎？周揚還把王實味的觀點和梁實秋的「人性論」作了比較，認為王實味「所講的人性，他所常掛在嘴上的什麼愛呀熱呀那一套東西，都是有意提倡托洛斯基的也是一般資產階級歷來用以騙人的捕風捉影的抽象觀念，藉以攪混我們同志的思想，好去上他們的圈套。」

　　至於王實味鼓吹藝術家寫黑暗「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在這方面，周揚認為，「我們和王實味也是相反的」，「問題的中心並不在應寫何種題材，以及《寫光明與寫黑暗》兩者之中何者應多寫，而在作者對現實所取的根本態度」。周揚從革命的現實主義和我們所處的時代等角度，正確說明了歌頌與暴露的關係，認為王實味所謂「大膽地但適當地」暴露黑暗，是出於他託派的策略。

　　在文章的最後部分，周揚總結說：「我們和王實味在文藝問題上的一切分歧，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即藝術應不應當為大眾，這就是問題的中心。托洛斯基、王實味都不主張藝術為無產階級大眾與人民大眾服務，都主張藝術為抽象的人類服務，是表現抽象的人性的，而其實則是真真實實地為了剝削階級與黑暗勢力服務。」——這就是當時所指明的王實味文藝思想的本質。

　　對王實味的批判，是文學史上第一次發生在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內的較大規模的鬥爭。由於沒有經驗以及抗戰時期的複雜情況等種種主客觀原因，批判中出現過某些簡單化、說理不夠充分的缺點，也曾採取過某些未必適當的組織措施，它們對後來文藝戰線上一些鬥爭不是沒有影響的。但是，通過這場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澄清了不少糊塗觀念，端正了對文藝和政治關係的認識，深刻理解了「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清除了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某些影響，這對於教育王實味和促進文藝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王實味和促進文藝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都起了良好的作用。王實味後來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會見記者時，曾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

　　在與王實味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同時，文藝界和中央研究院也對過去的工作進行了認真的檢查，對革命隊伍記憶體在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平均主義、極端民主等嚴重的小資產階級傾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許多文藝工作者用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精神作對照，檢查自己思想上的不足和差距，都表示要在革命鬥爭中徹底改造自己。

　　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作了《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注：《解放日報》1942年6月16日）的發言。她在揭發批判王實味的問題之後，著重檢查了自己在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時發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的錯誤。她還對自己所寫的《三八節有感》一文的某些毛病作了檢查，認為自己「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話。那文章裡只說到一些並不占主要的缺點，又是片面的看問題；那裡只指出了某些黑點，而忘記肯定光明的前途。」她說，通過這次整風，「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都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

　　一些同志還在認識提高的基礎上聯繫工作檢查了執行黨的文藝方針的情況。周揚在《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注：《解放日報》1942年9月9日）中，對延安魯藝的藝術教育做了深刻的工作總結和自我批評。他說，魯藝過去在藝術教育中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嚴重的毛病」，「教育和實際脫節的現象是很嚴重的」，主要就表現在「關著門提高」。提高的方針是對的，問題是「把提高和普及機械地分裂開來」，片面強調了提高，強調了技巧，脫離了現實鬥爭與現實需要。這樣，就導致只重視西洋古典作品，「看不起當代中國的作品，民間的文藝更不消說」；而對現實主義也產生了「糊塗觀念」，即只寫「身邊瑣事」，寫「過去生活回憶」。

　　周揚並提出了改進方案，要求加強藝術教育與部隊、農村文藝運動及其他文化部門的聯繫，深入體驗實際生活，研究民間藝術，正確接受遺產，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張庚在《論邊區劇運和戲劇的技術教育》（注：《解放日報》1942年9月11、12日）中，也檢查了戲劇運動與戲劇教育「專門講究技術」，脫離現實內容，脫離實際政治任務來談技術的傾向，指出當時追求「演大戲」是沒有擺正普及與提高的關係，而是「朝著一個舊傳統的既成目標往上爬」。

　　他還談到過去學習技術沒有考慮很好為革命內容服務，學習古典的和外國的文學遺產沒有很好地批判繼承，有人單純追求學習托爾斯泰的宗教「悲劇氣氛」，等等，這些都是確實存在和必須解決的問題。何其芳在《論文學教育》（注：《解放日報》1942年10月16—17日）裡也檢查和反省了魯藝文學系過去脫離現實的傾向，對於今後應該培養什麼人才並如何培養，對待文學應抱什麼態度，以及課程、教學的安排等，提出了積極的意見。馮牧發表了《關於寫熟悉題材一解》，有分析地批評了那種單純提倡「寫熟悉題材」的論點，認為片面強調這種說法「常有可能把自己的創作方向引導到一個狹窄的甚至錯誤的道路上去的。」（注：《解放日報》1942年8月22、24日）革命文藝隊伍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促使了文藝工作者思想水準和理論水準的提高，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當時延安文藝整風取得的收穫。

　　為了貫徹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一九四二年六月，邊區政府文委臨時工作委員會就召集延安劇作者座談（後來並成立了「劇作者協會」）；同時發動藝術各部門的創作運動，徵求劇本、歌曲、圖畫、街頭詩、小故事等，以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在「七七」、「八一」等幾次紀念活動中，即出現了一些新作品：魯藝戲劇部的五場活報劇《反掃蕩》，迅速反映了華北軍民與敵寇「三光」政策所作的鬥爭；青年劇院演出的《劉家父子》、《貴娃》、《流動醫療隊》，分別表現了我子弟兵、頑軍的生活以及白求恩大夫的戰鬥事蹟；魯藝音樂部創作了《七月裡在邊區》等一批新歌曲。這些作品表現了一個總的方向的轉變，即「力求反映現實」，「並且嘗試著應用民間的文藝和民眾的語言來創作」（注：蕭三：《可喜的收穫》，《解放日報》1943年4月11日），自然，也不免存在較為粗糙淺露的缺點。

　　一九四二年七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又舉行會議，決定文藝工作者要有組織地到部隊去，各協會刊物內容要以工農兵為主要對象，要抓緊創作以邊區現實為題材的劇本。一九四三年二月，延安文化界組織二百多人舉行歡迎邊區三位勞動英雄的座談會，勞動英雄的事蹟使與會者「深受感動」，促使他們對自己「過去缺乏生產知識及脫離實際政治之文化活動」「展開了深刻的自我批評」（注：《解放日報》1943年2月7日），響起了「到農村去，到工廠去」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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