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鬥爭和文藝的新面貌

思想鬥爭和文藝的新面貌(1)

　　延安文藝座談會自始至終貫穿著革命同志內部和風細雨地討論問題、交換意見、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精神，因而在提高與會者思想認識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座談會結束後，廣大文藝工作自覺地按照毛澤東同志《講話》精神，深入開展文藝整風運動，認真檢查了過去工作中的問題，對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王實味的思想，進一步開展了批評和鬥爭。通過文藝整風，文藝界總結了經驗教訓，明確了努力方面，使革命的文藝工作呈現出新的氣象。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發表之後，曾引起不少同志的不滿和反對。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間，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夕和會議進行的過程中，《解放日報》即連續發表齊肅的《讀〈野在合花〉有感》，楊維哲的《從〈政治家·藝術家〉說到文藝》，金燦然的《讀實味同志的〈政治家·藝術家〉後》等文（注：分別見《解放日報》1942年4月7日，5月19日，5月26日），對王實味的觀點展開了批評。文藝座談會之後，從五月底開始，王實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連續召開座談會，艾思奇首先傳達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羅邁（李維漢）等針對某些極端民主化的傾向，系統地解答了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問題，並批評了王實味在《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文章中表現的錯誤思想。

　　座談會連續開了半個月。在此期間，組織上曾找王實味談話多次，希望説明王實味認識錯誤。胡喬木也曾和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並且向他傳達了毛澤東同志的希望和意見。信中說：「《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充滿了對於領導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注：轉引自範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談會上的發言》，《解放日報》1942年6月29日）王實味最初不接受批評勸告，拒不參加會議，甚至向組織提出退黨聲明，聲稱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注：見溫濟澤《鬥爭日記》，《解放日報》1942年6月28日），這樣便激起了中央研究院和文藝界同志的義憤。

　　座談會上，發言者認為王實味的文章和一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的糊塗觀念、認識不清有著根本的不同，已經超出了對黨、對革命工作中的缺點提出批評的範圍。針對《野百合花》所謂延安存在「等級制度」的說法，蔣南翔在六月一日《解放日報》上表發《論「等級制度」》一文，從理論上說明延安工作人員物質分配上的某些差異和舊時代的「等級制度」「是本質上絕不相同的兩件事」：「舊時代的那種『等級』，是一種剝削關係和私有關係的產物，而今天延安一小部分同志所稱為『等級制度』的『等級』，則僅僅是一種工作上的需要，它不但不是代表著剝削的關係，而且相反，是為了要達到革命的勝利和剝削的消滅。」「譬如說，延安所有的馬匹，不足以每人供給一頭，我們是否寧願把馬都殺了吃掉，大家不騎，以表示一律平等呢？假使不，則應該首先允許哪些同志享受騎馬的權利呢？我們認為，如果讓一般的工作人員騎馬，而讓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人步行，則是極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把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不必要的走路上，乃是革命的一種損失。」艾青在座談會發言的基礎上撰寫了《現實不容許歪曲》一文（注：刊載于《解放日報》1942年6月24日），批駁了王實味的一些論點，用事實說明「真正的所謂『等級制度』並沒有在延安存在」：

　　王實味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

　　所謂「衣分三色」，不過是藍色斜紋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之間的分別，並非什麼嗶嘰、華達呢和灰布之間的分別。（而我們也不只一次看見毛澤東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謂「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過兩小碗菜（一暈一素），一碗湯；最壞的，也是最普通的是小米飯和大鍋菜。共產黨的最高「首長」們吃的，還不如大後方機關裡一個小公務人員的來得講究呢！我想王實味已經在延安好幾年了，不會不知道這種情形，只是他的立場使他失去公正的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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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學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包（每週吃一兩次饃），菜是大鍋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學校還經常可以吃肉。王實味所說的「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是發生在某學校剛開辦的時候，由於天下雨不能馱米的緣故，曾吃了幾天稀粥。這是一種特殊情形下的極偶然的現象，而王實味卻用來當作挑撥青年學生的最好的資料了。

　　艾青還針對王實味所說的藝術家似乎比政治家「純潔」之類的說法，指出：「藝術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藝術家不是從上帝那裡乘了降落傘到地上的，而是同每個成員一樣，從母胎裡分娩出來的。藝術家沒有必要裝得象牧師那樣，以為自己的靈魂就象水晶做的那麼透明。而在這神聖的革命時代，藝術家必須追隨在偉大的政治家一起，好完成共同的事業，並肩作戰。今天，藝術家必須從屬於政治。（只有那些政治上是反動的時代，有良心的藝術家才應該和政治家對立。）」

　　六月十一日，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範文瀾等發言，他們根據王實味一九二九年就參預託派活動，直到一九三六年還與託派分子通信的事實，認為「他是個托洛斯基分子」（注：範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談會上的發言》，《解放日報》1942年6月29日）。六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作出了批判王實味的決議。《決議》認為王實味的思想是託派思想，建議邊區文抗開除王實味會籍。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周揚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王實味的文藝觀和我們的文藝觀》的文章，從文藝理論上分析、批駁了王實味的觀點。周揚認為：王實味的思想，就是在文學「這個領域上的托洛斯基主義」，「他的文學見解和他的老祖宗托洛斯基一模一樣」，他也是集中在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是反映階級鬥爭還是表現所謂人性、今天的文藝作品應寫光明抑應寫黑暗這三個問題上向無產階級提出挑戰的周揚指出：「王實味說政治家是『戰略策略家』，他們『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他實際上已經把馬列主義的政治家降低到列寧、史達林所深惡痛絕的政治上的庸人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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