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文藝界的整風

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文藝界的整風(1)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會議開始和結束時，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注：以下簡稱《講話》。本章中引文凡未加注的，均引自《講話》），從而揭開了中國文藝運動史上新的篇章。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怎樣的歷史情況下召開的呢？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談到當時的歷史背景時說：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和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於人民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裡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這裡把當時的歷史事實概括為七個要點，簡明地闡述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我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與現狀，準確地說明了《講話》產生的時代背景。

　　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的一九四二年前後，在世界和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一九四〇年，世界法西斯勢力猖獗，希特勒德國併吞了大半個歐洲，並同義大利和日本簽訂了軍事同盟，不斷擴大侵略戰爭，企圖重新瓜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發動了侵蘇戰爭；十二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戰爭初期，法西斯陣線取得了軍事上的暫時優勢，使得整個國際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鬥爭處於重要的歷史關頭。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後，妄想進一步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為它支援和擴大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一方面繼續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活動，另一方面則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華日軍和全部偽軍對解放區連續「掃蕩」，實行野蠻的「三光」政策。與此同時，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與日寇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在所謂「曲線救國」的口號下，採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政策，從消極抗日轉向積極反共，派遣幾十萬軍隊，配合日偽軍進攻、包圍和封鎖解放區，繼前一次反共高潮之後，又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在日偽軍和蔣介石的聯合進攻之下，解放區的經濟、生產受到嚴重的破壞，「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於極端因難的地位。」（注：《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896頁）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在我們党的學風、黨風和文風中，還存在著許多不正的地方，存在著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相當尖銳的矛盾。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但還沒有來得及對歷次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從思想上、理論上給予認真的清算。

　　如果說，國內外敵人的兩面夾擊給我們造成物質生活方面的很大損失，那麼，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這種矛盾，則使我們的精神生活方面出現了「相當嚴重」（注：《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769頁）的問題。「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一個絕大的困難。」（注：《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頁）這種情況表明，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也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

　　在這樣的歷史關頭，為使整個局勢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面轉化，取得革命的不斷勝利，我黨中央從客觀實際出發，分析形勢，抓住主要矛盾，決心以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作為克服困難的兩個決定性的「環子」。毛澤東同志說：「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鬥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注：《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頁）這樣，在一九四一年前後，解放區的部隊、機關、學校廣大幹部群眾，積極回應黨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卓有成效的大生產運動，為我們戰勝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從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澤東同志相繼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重要的著作，領導全黨開展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使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為我們堅持革命鬥爭，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但長期以來，由於教條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黨內曾經連續出現過「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統治，給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40頁，945—947頁）。他們的「理論」和實際脫離，領導和群眾脫離，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表現為「左」傾教條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又表現為右傾投降主義。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眾多的國家。抗戰以來，我黨吸收了幾十萬新黨員，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是革命的動力之一，有著很可貴的革命積極性，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為人民的事業做出有益的貢獻。但是，他們也必然會把小資產階級思想帶進黨內，滲入自己所從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主要表現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政治傾向上的「左右搖擺」，組織生活上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40頁，945—947頁）。

　　而在延安整風以前的這個特定歷史時期，它們又集中表現為學風中的主觀主義、黨風中的宗派主義和文風中的黨八股，與無產階級思想發生尖銳的對抗。為了清除這些影響，保護党的清潔的面貌和健全的肌體，順利進行偉大的革命鬥爭，這就必須開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包括文藝界在內的整風運動，對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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