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屈原》及其他歷史劇(3)

《屈原》及其他歷史劇(3)

　　太平時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在和平里死，沒有什麼波瀾，沒有什麼曲折。但在大波大瀾的時代，要做成一個人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因此，屈原時時以桔樹的「內容潔白」、「植根深固」、「秉性堅貞」自勵並勸勉青年，要他們「志趣堅定」，「心胸開闊」，氣度「從容」、「謹慎」、「至誠」，特別是要「不撓不屈，為真理鬥到盡頭！」這與第二幕南後、靳尚策劃陰謀時所表現的自私偏狹、卑鄙陰險等種種醜惡心理，形成強烈對比，為隨之而來的劇烈衝突做好了準備。嬋娟犧牲後，《桔頌》再次出現，首尾呼應。它像是始終迴響在一部交響樂中的主旋律，反復出現，騰挪婉轉，以強調劇本的主題——「不撓不屈，為真理鬥到盡頭！」再譬如《雷電頌》，則被安排在全劇高潮的波峰浪巔，由主人公屈原獨白。

　　這不僅是刻劃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筆，而且使劇本主題異常鮮明地突現出來。正如周恩來同志在重慶時說過的那樣：「那是郭老把自己胸中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忿恨，借屈原之口說出來的。《雷電頌》是郭老代表國統區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控訴！」（注：許滌新：《疾風知勁草——悼郭沫若同志》，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報》。並可參閱張穎《霧重慶的文藝鬥爭》一文（收入1977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懷念敬愛的周總理》一書））其它如屈原吟詠的《九章》、《惜誦》譯句，有助於表現詩人蒙受奇恥大辱之初的心情。釣者所唱的民歌《農民困在田間》，表現了勞動人民對飽吸人民膏血的統治階級的不滿。反復歌唱的《禮魂》，則表現了楚國人民對屈原的愛戴。正因為有這些精彩豐富的詩歌，自然而和諧地穿插在劇本中，才使劇本充溢著濃郁的詩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關於《屈原》的創作意圖，郭沫若曾經講過，是要「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裡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注：郭沫若：《序俄文譯本史劇〈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報》）。演出的實踐表明，作者的這個目的達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屈原》開始在重慶上演，其反響之強烈，是以往歷史劇演出時所未曾出現過的，「從進步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熱烈的歡迎」（注：郭沫若：《序俄文譯本史劇〈屈原〉》，1952年5月28日《人民日報》）。

　　儘管《屈原》後來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演，但是《雷電頌》的聲音仍然迴響在整個山城，常常可以聽到群眾發出「爆炸了吧……」的怒吼聲；「在當時起了顯著的政治作用」（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屈原》不但是這一時期革命歷史劇最輝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響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兩幕劇《聶熒》的基礎上改編而成。劇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聶政，不再是「士為知己者死」的「遊俠」，作者賦予了他酷好正義、痛恨邪惡的品德和為民請命、捨己為人的精神；他應承嚴仲子之托，乘「孟東之會」的時機去刺殺俠累和韓哀侯，與他們「並沒有私仇」，主要是由於恨他們「勇於私鬥，怯于公仇」，「媚外求榮」，「使橫暴的秦國愈加橫暴起來」。

　　作者希望國統區人民以聶政為「最好的榜樣」，在抵抗外來侵略者的同時，也要嚴懲國內反動統治者，「高舉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鮮紅的血液，迸發出自由之花！」《虎符》寫成於《屈原》之後一個月。作者借「竊符救趙」的歷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維護正義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見識、重義氣、賢淑而剛強的女性——如姬的形象。與此同時，作者還塑造了魏太妃這樣一個賢明的母親的形象，突出表現了她對信陵君、如姬的正義事業的同情和支持。

　　作者說：「有一次周恩來先生在我家裡談到這件事，他說我們東方人是讚美母親的，何不從歷史中選一位賢母親寫成劇本？我受了這個慫恿，也曾經考慮了一下，便率性無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注：郭沫若：《〈虎符〉寫作緣起》，收於《沫若文集》第三卷）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已形成獨特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同作者早期的歷史劇相比，它們不僅仍保持著鮮明的個性、濃厚的詩意、熾烈的熱情等一慣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實的現實基礎，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堅定的理想。無論是聶政刺殺俠累動機的昇華，或者是屈原所表現的與反動統治者不屈不撓鬥爭的精神，和終於出走漢北；無論是如姬臨死前在她父親墓前的自白，或者是宋意在高漸離啟發下夤夜「冒著大雪遠走江東」去同那裡人民相結合的行動；都可以鮮明地顯示出郭沫若歷史劇革命浪漫主義風格的這種發展和成熟。

　　這時期在歷史劇方面取得成就的作家，還有陽翰笙、歐陽予倩和阿英等。

　　陽翰笙除寫了《塞上風雲》、《兩面人》（一名「天地玄黃」）等現代題材的多幕劇以外，更先後寫了《李秀成之死》、《天國春秋》和《草莽英雄》三部歷史劇。《李秀成之死》寫成於一九三七年。劇本主要描寫了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拚死保衛天京的故事，當時具有一定的激勵人心的作用。《天國春秋》，是作者的代表作，脫稿於皖南事變發生後不久的一九四一年九月。作者說：「當時我為了要控訴國民黨反動派這一滔天罪行和暴露他們陰險殘刻的惡毒本質，現實的題材既不能寫，我便只好選取了這一歷史的題材來作為我們當時鬥爭的武器。」（注：陽翰笙：《〈陽翰笙劇作選〉後記》）劇本的發表和演出，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這個任務。

　　「楊韋事變」，是導致太平天國敗亡的一個轉捩點。劇本即以這個事變為線索，塑造了楊秀清、韋昌輝、洪宣嬌等形象。楊秀清被刻劃為太理天國的「柱石」，他雖然有時待人過於嚴格，又失于大意，但他是太平天國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的代表，身負軍國重任，辦事認真堅定。韋昌輝在劇本裡是一個政治投機家和陰謀家的形象。這個本來「挺有錢的大富翁」，靠投機革命起家而竊踞了太平天國的重要權位——「北王」，定都南京以後，故態復萌。他不僅勾結富豪，販運私貨，霸佔人妻，腐化墮落，而且容納內奸，耍弄陰謀，挑撥離間，構陷忠良，製造了殘殺楊秀清以及太平天國二萬多將士的大慘案，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並且促使太平天國進一步的嚴重分裂。

　　被刺殺的楊秀清臨終時「怒指韋昌輝」，發出憤恨而痛苦的斥責：「……你為什麼竟對我下這樣大的毒手，你竟一點兒也不念兄弟的情份，一點兒也不顧天國的前途！你，你，你還算是一個人嗎！」洪宣嬌，是一個對事變負有很大責任而最後懺悔了的人物形象。她由於妒忌的私情和剛愎的性格，被韋昌輝利用，成了殺害楊秀清的幫兇。劇的結尾，當事變的慘重後果使她悔悟的時候，她喊出：「大敵當前，我們不該自相慘殺！……我們真是罪人！……十惡不赦的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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