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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及其他歷史劇(2)


  郭沫若的歷史劇和這時期其創作家的歷史劇,大多屬於後一種。郭沫若創作歷史劇的動機,正是出於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他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注:郭沫若:《歷史·史劇·現實》)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中原,實行一系列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經濟政策,對於促進新興的封建主義制度的鞏固發展,在客觀上無疑起了積極的歷史作用。但是,從相對弱小的其他六國來說,秦國的武裝併吞,也確實給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因此,主張聯合抗秦,反對秦國併吞,又是當時六國人民極其自然而正當的願望。而且,郭沫若認為,楚國曾有可能統一中國。「中國由楚人統一,由屈原思想來統一,我相信自由空氣一定更濃厚,學術的風味也一定更濃厚。」(注:郭沫若:《論古代文學》,1942年9月作,收於《今昔集》)在郭沫若看來,歷史沒有走這條路,不僅是楚國的悲劇,也是「我們全民族的悲劇」(注:郭沫若:《論古代文學》,1942年9月作,收於《今昔集》)。郭沫若正是持著這樣的歷史觀點,從反對侵略、反對投降、反對獨裁的現實政治鬥爭需要出發,以戰國時代聯合抗秦的故事作題材,他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等劇作。劇中的歷史人物,往往已經不完全同他們的「原型」一樣了。

  劇中的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詩人的典型;深切的愛國愛民思想和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是作者賦予這個典型的主要性格特徵。「在這戰亂的年代」,他心中時時繫念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他之所以力主聯齊抗秦的外交路線,就是因為他早看透了秦國侵吞六國的意圖,認為唯有聯合抗秦才能保國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沒有料到南後之流竟然採取那麼卑鄙無恥的手段陷害他,橫加以「淫亂宮廷」之類的罪名。

  可是,即使在這種含冤莫白的情況下,他所拳拳關注的仍然只是祖國和人民。他「沉著而沉痛地」勸誡楚懷王,千萬不要因此丟棄聯齊抗秦的正確路線,「要多替楚國老百姓設想,多替中國的老百姓設想」。他所以憤怒斥責南後,也是恨她因此危害了祖國:「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啊!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屈原把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禍福,看得遠遠重於自身的利害得失。

  對於祖國和人民愛得愈深,使他對賣國集團恨得愈甚,而且終於使他衝破一切思想束縛去進行英勇的鬥爭。昏庸專橫的楚懷王不聽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毀楚齊盟約,破壞了反侵略統一戰線,轉而依附秦國,走上妥協投降的道路,並且下令囚禁屈原。面對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的滿腔憂憤,以《雷電頌》的形式無比猛烈地迸發出來。他呼喚著咆哮的風,去「吹掉這比鐵還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喚著轟隆隆的雷,把他載到「那沒有陰謀,沒有污穢,沒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喚著閃電,要把閃電作為他心中無形的長劍,「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他呼喚著在黑暗中咆哮著,閃耀著的一切的一切,「發揮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這時的詩人,就象燃燒在黑暗中的一團熊熊的烈火。他渴望「這熊熊地燃燒著的生命」,為祖國和人民「迸射出光明」!《雷電頌》,是屈原鬥爭精神最突出的體現。愛國愛民的深切感情,是詩人鬥爭精神的源泉,而這雷電般的鬥爭精神,又是此時此地詩人愛國愛民思想的最高表現。

  《屈原》劇中,還刻劃了兩個性格迥然相異的女性形象——嬋娟和南後。確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嬋娟的存在似乎是可以認為屈原辭賦的象徵的,她是道義美的形象化。」(注:郭沫若:《屈原與厘雅王》,收入《今昔薄劍》)她由衷地敬愛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她深知,「先生是楚國的棟樑,是頂天立地的柱石」。可是,平時看去,她不過是個天真純潔、謙恭好學的姑娘。只有當風雲變幻、濁浪排天的時候,她那平日蘊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優秀品德,才突現出來。

  從她對變節投敵的宋玉的有力斥責,從她面對南後淫威所表現的堅定從容,特別是從她生命垂危時那番動人肺腑的傾討,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竟與桔樹同風」的搞尚靈魂,一個廣大人民道義精神的化身。嬋娟對屈原的敬愛和維護,形象地表現了廣大楚國人民對屈原的態度,從而對塑造屈原這個典型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與嬋娟相反,南後僅僅為了個人固寵求榮,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勢力,與秦國暗相勾結,陷害屈原這樣的忠良,禍國殃民,而且所採用的手段又是那麼的卑鄙無恥。

  當她的陰謀得逞以後,她更加倡狂、恣肆,徹底暴露了她冷酷殘忍的本性。她的自私偏狹、陰險毒辣和冷酷殘忍,使讀者和觀眾形象地認識到,統治集團中的賣國勢力是怎樣的一群丑類。南後這個形象的刻劃,對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反襯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品德,愛國愛民的感情和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益加鮮明突出。

  劇中的宋玉,是作為一個「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來塑造的。他虛偽自私、全無操持、趨炎附勢、賣身求榮的性格,從另一個角度反襯了屈原忠直堅強、坦白狷介的品德,並同嬋娟形成鮮明對比。宋玉這個形象,對當時依附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閒文人,無疑是有力的鞭撻。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劇本的深刻主題得到充分表現。觀眾和讀者從南後之流的陰謀,屈原的被誣陷,齊楚盟約的撕毀,屈原的憤怒呼喊,嬋娟的犧牲,自然聯想到現實生活中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軍所遭的殘殺,正處於危險之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加深了他們對祖國前途的憂慮,燃起他們心中的怒火,鼓舞他們更加堅決地擁護共產黨打退反共高潮、挽救時局的正確主張,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

  《屈原》一劇中,穿插了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民歌。它們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而是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劇情發展,人物刻劃,主題表達,都起著重要作用。這是劇本藝術上的一個特點。譬如,全劇以屈原朗誦《桔頌》開始,結合屈原對於《桔頌》內容的闡發,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負:「在這戰亂的年代,一個人的氣節很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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