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屈原》及其他歷史劇(4)

《屈原》及其他歷史劇(4)

　　劇中演出的「楊韋事變」，使觀眾和讀者自然地聯想到剛剛發生的皖南事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柱石；而陰謀「聚殲」新四軍軍部的國民黨反動派，不是同韋昌輝十分相似麼？在那日本侵略者大敵當前的關頭，正是他們這幫頑因勢力，不顧民族大義，不僅腐化墮落，貪髒枉法，陷人民於水火，而且策劃陰謀，誘殺堅持抗戰的新四軍。因此，這個歷史劇的演出，也曾引起強烈反響，對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的反動實質，鞭撻他們反共賣國的滔天罪行，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

　　楊秀清對韋昌輝的斥責，體現了周恩來同志「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詩意，表達了黨和人民的義憤；洪宣嬌的懺悔，對那些被利用者和受蒙蔽者的悔悟，也不是沒有啟迪作用的。不過，劇本貫穿的愛情糾葛，有些過於突出和誇張，多少削弱了所要表現的主題。作者後來解釋過，那是為了通過「審查關」不得已加上的「一番渲染」（注：陽翰笙：《〈陽翰笙劇作選〉後記》）。

　　《草莽英雄》，一九四二年十月脫稿。劇本取材于辛亥革命前夕川南保路同志會與喪權辱國的清政府進行英勇鬥爭的悲劇故事，塑造了羅選青和陳三妹等人民英雄的形象。他們在鬥爭中雖然表現了可讚頌的堅貞不屈、無所畏懼的氣概，並且一度幹得轟轟烈烈，但是，由於他們對隱藏內部的敵人喪失警惕，一俟取得了一定勝利，又頭腦膨脹，不聽忠言勸誡，以致誤信敵人詐降，終遭暗算；不僅羅選青重傷身死，而且把辛苦經營的革命的事業毀於一旦！羅選青臨犧牲時對同盟會會員唐彬賢說：「你快點設法去告訴孫文先生……那些扯起旗子反清廷的，還有許許多多是來混水摸魚的一些狗雜種！請他千萬當心！」作者通過這個西南地區人民尤感親切的歷史教訓，啟發和教育觀眾：在抗日統一戰線當中，也要警惕那些「混水摸魚」的傢伙，如不對他們的陰謀詭計及時展開鬥爭，也會危及正在堅持的抗戰的前途。

　　抗戰爆發後的一九三七年初冬，歐陽予倩曾「懷著滿腔憂憤」，取孔尚任《桃花扇》傳奇的輪廓改編為京劇；一九三九年把它改編為桂劇上演，轟動一時；一九四六年又編為話劇。劇本以李香君和侯朝宗的愛情故事為線索，成功地刻劃了秦淮歌女李香君等下層人物的形象，讚揚了他們崇高的民族氣節，而「對那些兩面三刀賣國求榮的傢伙，便狠狠地給了幾棍子」（注：歐陽予倩：《〈桃花扇〉序言》）。一九三九年以後，作者還寫過《越打越肥》等四五個獨幕劇，多是「諷刺腐敗的國民黨人的」（注：歐陽予倩：《〈歐陽予倩選集〉前言》）。到一九四二年，作者則成功地創作了五幕歷史劇《忠王李秀成》。

　　歐陽予倩認為，「歷史戲究竟是戲，不是歷史」（注：歐陽予倩：《〈桃花扇〉序言》），因此，他進行創作的時候並不受某一種史料的拘束，而是根據自己對人物及其所處時代的理解，表現自己確定的劇本主題。在《忠王李秀成》裡，作者是把李秀成作為一個「始終忠貞堅定，絕無動搖」的革命英雄來著力刻劃的。關於主題，他說：「革命者要有殉教的精神，支持民族國家全靠堅強的國民，凡屬兩面三刀，可左可右，投機取巧的分子，非遭唾棄不可，我寫戲奉此以為鵠的。」（注：歐陽予倩：《〈忠王李秀成〉自序》）劇本開始，太平天國即已處在曾國荃圍困天京的危急境地中，而天王卻仍然對李秀成猜忌不已，那些皇親國戚採用種種卑劣手段，爭權奪利，分裂革命力量，使李秀成挽救太平天國的一個個計畫均無法實行，只能在日益頹敗的形勢下堅持苦鬥，直至天王自殺，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

　　作者就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中，成功地塑造了「忠王」這個典型性格，從而說明：太平天國根本不是敗於清朝和帝國主義，而是敗於內部的分裂——奸佞的當政和叛賊的出賣。劇本的這個主題，在當時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大大有助於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的禍國本質，有助於宣傳和貫徹共產黨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

　　劇本在藝術上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全劇人物雖多，篇幅雖長，但都緊緊圍繞刻劃李秀成這一形象而著墨，集中突出，生動感人。此外，由於作者多年參預戲劇演出，實踐經驗豐富，在設計佈景、燈光和場次轉換等方面，巧妙地採用了戲曲和電影的某些手法，因而增強了劇作的藝術表現力，這對話劇創作來說也是值得重視的創新。

　　在淪陷後的上海「孤島」，也有一些作家努力于歷史劇的創作，為抗戰服務。阿英是突出的代表。他用魏如晦的筆名，先後寫了南明史劇《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等三部，都著力宣揚民族氣節，對淪陷區人民堅持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的鬥爭，起了很好的鼓舞教育作用。

　　《碧血花》（四幕劇），一九三九年寫成，又名《葛嫩娘》。此劇以《明末遺恨》之名由上海劇藝社在「租界」初次上演時，曾產生很好的效果，「以至場場客滿，連演三十天，每一場觀眾情緒全提到頂點」（注：李宗紹：《一年來孤島劇運的回顧》，載《戲劇與文學》第1卷第1期，1940年1月25日）。劇本的主人公葛嫩娘，原為淪落秦淮的妓女，在南京城破的國家危亡關頭，她毅然同情人孫克咸共赴閩浙一帶參加抗清義軍，苦戰數年，終因兵敗被捕，壯烈犧牲。

　　全劇衝突緊緊圍繞刻劃葛嫩娘的性格展開。在孫克咸留戀難舍、躊躇不前的時刻，她先欲自刎，後允同行，促使孫克咸最後下定決心投奔義軍，奮起抗清；在鄭芝龍叛意已露，坐視不救的時刻，又是她蔑視豪強，理直氣壯地怒斥這個賣國奸賊；特別是在清兵統帥博洛的威脅利誘面前，她雖然身在縲泄，但毫無懼色，痛駡不絕，竟至嚼斷自己舌頭，憤而唾敵！這些衝突，有力地突出了葛嫩娘強烈的愛憎感情和不可屈侮的高尚氣節。

　　《海國英雄》（四幕劇），一九四〇年寫成，又名《鄭成功》。作者說，在他的幾部劇作中，此劇「歷時最久，所經過的艱苦也最多」（注：魏如晦：《〈海國英雄〉自敘》），而且，他「始終是在極度的敬意下，審慎而又審慎地寫下了每一行的」（注：魏如晦：《〈海國英雄〉自敘》）。對鄭成功這位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作者通過他延平前線殺敵、與其父賣國賊鄭芝龍決裂、攻打南京、退守臺灣等情節，「竭盡所能的強調的表揚了鄭成功一生最偉大的精神，即是：『不為威逼，不為利誘，刻苦，耐勞，忍受人間一切的慘痛，不為最大的失敗灰心，為公忘私，為國忘家，不屈不撓，苦鬥到底，一個韌性的恢復故土的偉大的意念與實踐精神』！（注：魏如晦：《〈海國英雄〉寫作雜記》）正因為劇本形象地表現的這種精神，同當時淪陷區人民渴求解放的心情是合拍的，所以上演時受到進步文藝界的廣泛支持，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當時僅各報刊推薦此劇的文章，就發表了近百篇，盛況「並不亞於，甚至可以說超過了《碧血花》」（注：魏如晦：《〈海國英雄〉自敘》）。

　　《楊娥傳》（四幕劇），寫成於一九四一年年底。楊娥也是明末的一個愛國女義士，據有關史料記載，她和其夫張小武，並為永曆帝護衛。在小武殉國、永曆帝被吳三桂害死之後，她為了雪國仇家恨，偽設酒店于吳府西側，謀劃刺殺這個賣國奸賊，雖然這個計畫沒來得及實現她就病倒身死，但這種精神是感人的，鼓舞觀眾和讀者為眼前的國仇家恨去茹苦含辛地進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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