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屈原》及其他歷史劇

《屈原》及其他歷史劇(1)

　　歷史劇同新文學的其他形式一樣，也是適應現實鬥爭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五四」以來，郭沫若、夏衍、陽翰笙、陳白塵等作家，就曾運用過這種文藝武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在皖南事變後的國民黨統治區，歷史劇更有了長足的發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響。郭沫若、陽翰笙、歐陽予倩、阿英等人這時期的歷史劇，構成現代文學史上光輝的一頁。

　　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瘋狂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氣焰囂張，橫行無忌。進步輿論遭到嚴厲壓制，進步作家遭到殘酷迫害。在沒有一點言論自由的環境裡，人民大眾「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義要求難以直接反映。分裂和倒退的陰影沉重地壓在人民的心上。一部分堅持鬥爭的革命劇作家轉而致力於歷史劇的創作，借古喻今，用中華民族以往堅持正義、反對邪惡的鬥爭史跡，來教育和鼓舞人民，通過歷史人物之口，表達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這一時期歷史劇作家的最傑出的代表。他作為進步文化界的旗手、詩人、歷史學家，既從抗戰的現實鬥爭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聲和時代的責任，又從往昔的歷史回顧中汲取著鬥爭的力量與澎湃的詩情。皖南事變後不久，他就曾指出：「文藝的內容斷然無疑地是以鬥爭精神的發揚和維護為其先務。目前的中國乃至目前的世界，整個兒是美與惡、道義與非道義鬥爭得最劇烈的時代，也就是最須得對於鬥爭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的時代。

　　文藝工作者的任務因而也就再沒有比現時代更為鮮明，更為迫切。現實，最迫切地，要求文藝須作為反納粹、反法西斯、反對一切暴力侵略者的武器而發揮它的作用……」（注：《今天創作的道路》，1941年9月6日作，收於《今昔集》）。他隨即拿起歷史劇這種文藝武器，英勇地投身到這場維護民族生存、爭取人民民主的嚴峻鬥爭中。他這個時期創作的六部歷史劇，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寫成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寫成五幕劇《棠棣之花》，一九四二年一月，寫成五幕劇《屈原》，二月寫成五幕劇《虎符》，六月寫成五幕劇《高漸離》，九月寫成四幕劇《孔雀膽》，一九四三年四月寫成五幕劇《南冠草》；前後總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

　　在這些劇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聶政、聶熒與俠累、韓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嬋娟與南後、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與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與洪承疇，《高漸離》中的高漸離與秦始皇，《孔雀膽》中的段功與車力特莫爾等。在這些人物的劇烈衝突當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來侵略者、本國反動統治者和叛徒漢奸等形形色色丑類的本質，無情地鞭撻了他們貪婪狡詐、專橫兇殘、卑鄙無恥、自私自利的齷齪靈魂；一方面深刻發掘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英雄義士的高風亮節，熱情地讚揚了他們愛國愛民、忠貞剛直、見義勇為、大公無私、不怕犧牲等高尚品德。

　　與黑暗反動勢力堅持進行頑強的不妥協的鬥爭，是貫穿這些劇本的一個共同的基本精神；反對侵略、反對賣國投降、反對專制暴政、反對屈從變節，主張愛國愛民、主張團結禦侮、主張堅持節操，是這些劇本從不同角度所表現的共同主題。作者所展示的這一幕幕歷史悲劇，與眼前現實是那麼相似，因而自然而然地引起人們強烈的共鳴，大大鼓舞了人們反對國民黨反共投降政策、堅持全民族團結抗日的鬥爭意志，有力地抨擊了蔣介石集團的法西斯暴政，推動了正在進行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周恩來同志當時曾贊許地說：「在連續不斷的反共高潮中，我們鑽了國民黨一個空子，在戲劇舞臺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戰鬥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注：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痛悼郭沫若同志》，《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不少創新，比他早期的歷史劇增多了現實主義成分，卻又充分顯示了革命浪漫主義的特色。譬如，作者對劇本所涉及的史料，總是盡可能地搜集佔有，精密研究，對有關人物的性格、心理、習慣，當時的風俗、制度、意識形態等，都有真切的瞭解；但在具體進行創作的時候，並不象過去某些歷史劇作者那樣拘泥於史料。

　　他在把握歷史本質的基礎上，根據藝術規律、劇情發展和創作意圖，結合自己的理想和願望，「失事求似」（注：郭沫若：《歷史·史劇·現實》，1942年5月8日作，收入《沸羹集》）地大膽進行構思，使全劇的結構，人物的刻劃，情節的演變，文辭的錘煉，渾然自成一個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體生動，有顯著的戲劇效果。再譬如，在這些劇作中，作者結合情節的需要和氣氛的創造，插入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歌詞，由主人公朗誦，或由群眾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斕，使全劇充滿著濃郁的詩意。這也是過去一般歷史劇以及話劇所不曾有的風格。

　　《屈原》，是郭沫若這時期歷史劇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代表作。這個劇本取材于戰國時代楚國愛國詩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懷王對秦對交上兩條路線鬥爭作為全劇情節線索，構成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後等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從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這個文學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現了為祖國和人民不畏暴虐，堅持鬥爭的主題。

　　歷史劇固然是文學創作，不是史乘的複寫，「藝術上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注：魯迅：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收于《魯迅書信集》上卷））；然而，由於作者的創作動機、文學見解、個人風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們所創作的歷史劇，仍有所不同；有的歷史本身的東西多一些，有的以歷史真實做基礎卻更多個人的創造。兩種類型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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