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夏衍等作家的劇作(3)

夏衍等作家的劇作(3)

　　於是，他從香港逃回後方以後，決定參加「撲滅法西斯細菌的實際工作，」進行一次「再出發」，等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再繼續他的科學研究工作。俞實夫的這個覺醒轉變過程，表現得實實在在，令人信服。劇中另外兩個對俞實夫起到烘托作用的高級知識份子形象——趙安濤和秦正誼，也刻劃得比較真實、鮮明。由於戲劇衝突表出得真實、具體、生動，主人公塑造得突出、典型，劇本的主題也就表達得深刻動人。

　　一九四四年底，作者又寫成《離離草》，雖然懷著愛國主義激情和「野火燒不盡」的信心，企圖表現東北人民堅持不懈的抗日武裝鬥爭，但是沒有這方面的生活經驗，劇中鬥爭生活情景「全出臆造」，因此人物性格浮泛，缺乏真切感人的力量。一九四五年春寫成的四幕劇《芳草天涯》，作者意在引導知識份子正確處理戀愛糾紛，以集中精力於抗戰工作，在衝突安排和表現人物複雜心理方面，也不乏精巧的筆觸。但是，劇本對某些知識份子的軟弱性原諒和同情過多，政治傾向不夠鮮明，並且把解決這類糾紛的根本途徑，放在確立一個抽象的倫理觀念上，過分誇大了愛情糾葛的作用的影響。

　　作為一個不斷探索和成長的作家，夏衍在創作道路上雖有曲折，有教訓，但主流卻是健康的，日趨成熟的。從《上海屋簷下》到《法西斯細菌》，夏衍的劇作顯露出它獨特的現實主義的風格。劇本的選材緊密配合當前的現實鬥爭，洋溢著爭取民族解放的激情和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在揭露眼前黑暗和消極現象的同時，總能夠指出些光明、積極的因素，向人們透露未來的曙光。其次，在藝術上它既不同于曹禺劇作那樣衝突尖銳劇烈、色彩濃重，也不同於郭沫若的劇作那樣詩請洋溢、慷慨激昂；它往往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徵性的細節構成衝突，生活氣息濃郁，語言樸素、洗練，以一種素描或淡彩畫的筆法來表現嚴肅的主題，揭示時代的本質，使人感到平易親切，耐於咀嚼回味。其中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契訶夫和高爾基戲劇影響的痕跡。

　　夏衍的劇作幾乎全是寫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份子的。這主要是由於作者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城市裡從事地下工作，對這些人物有深刻的瞭解和同情。其中的不足，主要如作者自己所說：「在於當作者批評和鞭撻這些舊事象、舊人物和舊性格的時候……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憐惜乃至欣賞了這些弱點」（注：夏衍：《〈夏衍選集〉代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抗戰前期，宋之的、于伶、陳白塵、丁西林、袁俊、吳祖光、沈浮等，也都是積極從事話劇創作並取得了不同成就的作家。

　　宋之的（1914—1956），這時期寫有獨幕劇《微塵》、《出征》，多幕劇《自衛隊》、《刑》、《鞭》等，鼓動人民投身抗戰，暴露「大後方」城鎮社會的黑暗，抨擊反動勢力。寫於一九四〇年的五幕劇《鞭》，一名《霧重慶》，是作者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劇本主要描寫了幾個流亡到重慶的大學生的沉淪。這群青年是滿懷愛國熱情跑到抗戰「陪都」來的，但生活的壓迫，惡濁社會風氣的腐蝕，把他們推向沒落：沙大千變成來往港渝之間發國難財的奸商；林卷抒見丈夫墮落極度苦悶，憤而出走，不知所終；老艾倒一心要創作，可貧病潦倒，終於被肺結核奪去了生命；萬世修冒充「活神仙」批命論相，攀附國民黨權貴充當幫閒；徐曼（即苔莉）生活無著，還要養活弟弟妹妹，被迫當了交際花……

　　劇本主要通過這群青年的遭遇，描繪出一幅國統區陰冷、污濁的社會圖景，不僅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軟弱性、動搖性，重要的是，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政治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此外，劇中還刻劃了一個努力上進的知識青年林家棣，雖然由於環境的限制對她所走的道路寫得比較模糊，卻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與沙大千等的沒落相對照的作用，有助於表現主題。趙肅這個人物的設置，可以看到作者開拓劇本反映生活的廣度的努力。從袁慕容身上，則形象地表明瞭作者把沙大千等沒落的客觀原因，直接歸咎於國民黨反動政權。

　　在及時揭露和抨擊國民黨腐敗政治方面，《霧重慶》是當時最早出現的一部成功劇作。沙大千等所經歷的矛盾衝突，他們的遭遇，是有現實基礎的，人物性格是鮮明的。而且劇本所展示的生活畫面比較開闊，時代氣息濃重，結構緊湊，錯綜有致。因此，該劇在重慶等地演出時，在群眾中特別是在青年知識份子中間，曾引起熱烈的反響，收到良好的政治效果。作者由此顯示的藝術才能，後來又有進一步發展。

　　於伶（常用筆名尤兢），是抗戰初年曾在上海「孤島」堅持戰鬥的一位有影響的劇作家。這時期他寫下的作品有《女子公寓》、《花濺淚》、《夜上海》、《女兒國》、《杏花春雨江南》、《長夜行》和《大明英烈傳》等。這些劇作多以上海的現實生活為題材，表現抗戰的主題，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罪行的同時，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艱難困苦和反抗鬥爭。作品的格調清新樸素，表現形式富於變化，人物對話蓄雋永，但有時剪裁不很適當，顯得頭緒紛繁。

　　寫於一九三九年的五幕劇《夜上海》，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劇本以梅嶺春一家在「八一三」滬戰爆發後的活動為線索，比較寬廣地反映了當時上海社會各階層的動態，人民的苦難和抗日情緒的增長。它「是上海變成『孤島』後最現實的一個劇本」（注：於由：《評〈夜上海〉》，載1939年8月12日《大美晚報》第七版）。開明士紳梅嶺春帶領一家人逃難到上海，飽經憂患，大兒子和大兒媳被日寇打死，女兒萼輝因感激錢愷之幫助她家進入租界而錯把終身託付這個紈絝子弟，結果被遺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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