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夏衍等作家的劇作(2)

夏衍等作家的劇作(2)

　　劇作佈局新穎而嚴密，作者把一群各種各樣的「小人物」巧妙地拉到一起，使他們的故事齊頭並進，卻沒有一點紊亂的感覺，波瀾起伏，緊湊自然，最後達到高潮——匡複出走。能夠寫成功這樣一出「個個角色有戲的群戲」（注：李健吾：《論〈上海屋簷下〉——與友人書》，載於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對生活的熟悉。

　　他曾經在這種屋簷下生活了十年，劇中的各種人物他都曾經親眼看到過。因此，全劇處處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每個人物雖然臺詞和動作不多，而他們的面貌和特徵卻都被生動地刻劃出來。應該說，《上海屋簷下》標誌夏衍在現產主義創作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並顯露出獨特的藝術風格。

　　抗戰頭三年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夏衍先後在廣州寫成《一年間》（《天上人間》），在桂林寫成《心防》和《愁城記》。這三部劇作，差不多全取材於淪陷的上海。作者在《愁城記》的代序——《一個旅人的獨白》中解釋說：「為什麼我執拗地表現著上海？一是為了我比較熟悉，二是為了三年以來對於在上海這特殊環境之下堅毅苦鬥的戰友，無法禁抑我對他們戰績與運命表示衷心的感歎和憂煎。」在這方面，三劇之中以《心防》表現得最為突出和成功。

　　四幕劇《心防》，寫成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它生動地反映了上海淪陷後的最初兩年間，進步文化工作者為堅守這個城市「五百萬中國人心裡的防線」而進行的艱苦、英勇鬥爭的事實。原來在《上海屋簷下》中彌漫著的那種黃梅時節的陰晦和沉悶的氣氛，在這裡已被抗戰爆發卷起的時代風暴衝破了。

　　主人公劉浩如，是一位具有熾烈愛國熱情、高度責任感和不怕犧牲精神的新聞記者，進步文化界的領導者之一。上海剛淪陷的時候，他曾準備到後方去，但隨即又決定留下來。他意識到：「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死守這一條五百萬人精神上的防線，要永遠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遠不被敵人征服，這就是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責任！」由於抗戰節節失敗，汪精衛公開叛國投敵，使鬥爭環境更加複雜、困難。他不僅頂住了敵偽的種種威脅和利誘，而且排除了來自生活方面的干擾，始終堅定不移地站立在「防線」的最前沿。

　　同時，他還善於幫助戰友們識破敵人的陰謀詭計，鼓勵他們增強勝利的信心，堅持鬥爭。一直到被敵人刺殺倒下去的時候，他所掛念於心的仍然是「咱……們……的防……線！」——這也就是劇本所要表現的主題。由於作者非常熟悉上進步文化界的各種人物，對他們艱苦曲折的戰鬥情況深有瞭解，充滿同情，其中某些鬥爭生活更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所以劇本在表現這些戰鬥場面的時候，就能夠取得真實動人的效果，並且能夠在劇烈的矛盾衝突中，把人物性格十分鮮明地刻劃出來。劇本也有不足，使人不能充分看到進步文化界堅持鬥爭的群眾基礎。

　　因受敵後人民武裝和遊擊隊英勇鬥爭的鼓舞，作者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寫成四幕劇《水鄉吟》，來表現「叫做『天堂』的『魚米之鄉』」的浙西一帶農村「在受難……也在鬥爭」的情景，給觀眾「帶來一些故鄉已經春來的消息」。可是，作者不熟悉這方面生活，「不想再在沙上建塔」，於是正面描寫的是一群知識份子的悲歡離合，「有意的把真正想寫的推到觀眾看不見的幕後，而使之成為無可究詰的後景與效果」（注：夏衍：《憶江南》，收入《邊鼓集》）。

　　隨後寫於一九四二年夏的五幕劇《法西斯細菌》（一度改名《第七號風球》），則是標誌夏衍在思想上和藝術上更加成熟的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劇本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間國內外某些政治事變為背景，主要通過細菌學家俞實夫由不問政治到「再出發」的曲折的覺醒過程，嚴正批評了超階級、超政治的科學至上主義，揭露了法西斯主義與人類一切進步事物為敵的反動本質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腐敗。當時，《新華日報》曾陸續發表評論文章，贊許該劇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傑作」（注：顏翰彤：《消滅法西斯細菌》，1942年10月16日《新華日報》），劇中人物「都有活力與生命」，「它給人們內心的感動不是一刹那的，而是意味深長的」（注：章虹：《談〈法西斯細菌〉——從劇本說到演出》，1942年11月5日《新華日報》）。它對教育知識份子關心政治、認清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和法西斯主義的反動，激盛他們投身抗戰洪流，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

　　俞實夫與作者其他劇作中的人物相比，塑造得更加豐滿、深厚，具有較高的典型意義。象俞實夫那樣埋頭科學研究不問政治的學者，在舊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當中是不少的，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中華民族危亡的命運，確實曾促使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開始覺醒。當然，俞實夫又是具有鮮明個性的，他的覺醒過程處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有其特殊的表現方式。他為人正直、迂闊，真誠而執拗地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為國家，為民族……為全世界全人類的將來」服務，工作勤奮專注。然而，他不問政治，政治卻要問他。

　　一九三一年九月，當他獲得日本醫科大學博士學位的時候，「中日關係大破局」的政治形勢促使他離開留學的日本回國，雖然他仍然到日本人辦的「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擔任預防醫學系的研究員。一九三七年八月，繼蘆溝橋事變後上海「八一三」抗戰的爆發，中國人民抗日熱潮的高漲，立即波及到他的家裡來；因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所以在無可厚非的民族感情驅使下女僕堅決辭職，女兒被同學們罵為「小東洋」，……在這種政治形勢的迫使下，他只得移居香港，雖然他仍決意閉門研究他的斑疹傷寒之類。

　　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闖進了他的家門，不僅搗毀了他的「科學之宮」，侮辱了他，而且當著他的面殘殺了愛國青年錢裕；這血淋淋的事實才使他開始醒悟到：「人類最大的傳染病——法西斯細菌不消滅，要把中國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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