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夏衍等作家的劇作

夏衍等作家的劇作(1)

　　抗戰前期，除湧現出大量獨幕劇、街頭劇等小型劇作外，為全民抗戰熱潮所鼓舞的劇作家們，還創作了相當數量反映軍民團結抗日、暴露日寇漢奸罪行的多幕劇。這些劇作大多洋溢著愛國熱情，起到了宣傳抗日的進步作用，但也存在著以空洞的呼喊和廉價的樂觀代替真實戲劇衝突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級，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面目日漸暴露，劇作家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日漸加深，劇作的思想水準和藝術品質也有所提高。

　　這時出現的一些優秀作品，開始在比較廣闊的畫面上從多種角度反映抗戰的現實生活，揭露國統區政治的腐敗和社會的黑暗，並注意揭示這些現實狀況在人們心靈深處引起的劇烈變化。但由於抗日文藝運動在國統區遭到阻礙和迫害，寫作和演出不自由，禁忌重重，某些作家的創作中也出現了對現實鬥爭回避或「躲躲閃閃」（注：茅盾：《為詩人打氣》，1945年作，收《茅盾文集》第10卷）的現象。

　　夏衍，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他是抗戰前期影響較大的劇作家之一。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參預了左翼戲劇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劇本創作則開始於一九三四年。最早的獨幕劇有《都會的一角》。一九三六年四月寫的「諷喻史劇」《賽金花》，是他發表的第一部多幕劇。作者自述此劇的創作意圖，是「想畫一幅以庚子事變為背景的奴才群像」，「以揭露漢奸醜態，喚起大眾注意『國境以內的國防』。」（注：夏衍：《歷史與諷喻》，載1936年《文學界》創刊號）劇本以妓女賽金花的活動為線索，對清政府上層統治者李鴻章、孫家鼐、魏邦賢之流的反動腐朽和卑鄙無恥進行了鞭打，借歷史題材對現實作了諷喻，因而曾遭到國民黨禁演。女主人公賽金花，原也置於諷嘲的「焦點之內」，但由於作者對她「同情」較多，認為她「多少的保留著一些人性」（注：夏衍：《歷史與諷喻》，載1936年《文學界》創刊號），實際落筆時對她不無讚頌。劇本對義和團的革命歷史作用，也缺少正確的較為全面的認識和評價。對《賽金花》一劇的毛病，魯迅曾經在《「這也是生活」……》中有所批評。

　　一九三六年冬，夏衍創作的第二部多幕歷史劇《秋瑾傳》（初次發表時名《自由魂》），則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比《賽金花》有明顯的進步。這個劇本以辛亥革命時期的女英雄秋瑾的壯烈事蹟為題材，真實地表現了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英雄氣概，對她缺乏警惕和不懂革命策略的弱點也有批評。與此同時，更無情地鞭撻了媚外殘內的清朝統治者和漢奸走狗。劇本的戲劇衝突比較集中，主人公的性格刻劃比較明朗突出；作者後來形成的簡潔、素淡的風格特色，在這部劇作中也初露端倪。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間，夏衍開始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創作了三幕劇《上海屋簷下》。當時正是西安事變之後不久，抗日統一戰線處在醞釀之中，國民黨政府被迫有條件釋放一批長期關押的共產黨人和其他政治犯。一些革命者經營救陸續出獄，他們中間有些悲歡離合的故事觸動了作者，使他寫出了這部一度名為《重逢》的劇作。在這個劇本中，作者認真地「用嚴謹的現實主義去寫作」（注：夏衍：《談〈上海屋簷下〉的創作》，《劇本》1957年4月號），有意識地在人物性格刻劃和環境描寫等方面下功夫，力圖「從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這個大的時代，讓當時的觀眾聽到些將要到來的時代的腳步聲音」（注：夏衍：《談〈上海屋簷下〉的創作》，《劇本》1957年4月號）。

　　劇本通過一座弄堂房子裡五戶人家的一天經歷，十分真實地表現了抗戰爆發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在這黃梅天一樣晴雨不定、鬱悶陰晦的政治氣候中，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淪落風塵的棄婦施小寶，被流氓逼迫去賣淫，她想掙扎，然而四顧無援，終於跳不出邪惡勢力的魔掌。老報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獨生子在「一二八」戰事中參軍犧牲，使他孤苦無依，精神錯亂，成天哼著「盼嬌兒，不由人，珠淚雙流……」，酗酒解愁。

　　失業的洋行職員黃家楣，正陷於貧病交困中，偏巧這時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學畢業的老父親從鄉下來了。老父親滿以為這個自幼就被詡為「天才」的兒子，早在上海有了「出息」，實際上「天才在亭子間裡面」。兒子兒媳企圖用借債、典當把窘狀隱瞞過去，強顏歡笑，誰知老父親耳聾心不聾，私下發覺了實情，立刻托故回鄉，臨走還把自己最後一點血汗錢，偷偷留給了小孫子。小學教師趙振宇安貧樂命，與世無爭，可他的妻子卻愁窮哭苦，嘮嘮叨叨，為討菜販的一點小便宜竟至連蒙帶唬，關門抵拒。

　　作為劇中主線的，是二房東林志成、楊彩玉一家的故事。林志成是一個工廠中的下級職員，他不僅由於做著亦「牛」亦「狗」的工作而整天耽憂、賭氣，更由於被監禁十年、久無消息的匡複的突然歸來，使他禁不住良心的譴責。匡複是革命者，是林志成的好友，是楊彩玉的丈夫和葆珍的生身之父。長期的牢獄生活損害了他身體的健康，而眼前的尷尬局面又給了他意外的苦楚和酸辛。

　　彩玉過去是同情革命的少女，為同匡複結合而脫離家庭，可匡複被捕後，孤苦、貧窮的磨難逼得她退卻了，她在誤以為匡複已經遭難的情況下與林志成結合，變成一個小心翼翼隨順夫權的家庭主婦，生活的奴隸，儘管她的感情還在前夫與後夫之間痛苦的掙扎著……劇本借助於戲劇衝突所表現的人物這種種生活處境和精神面貌。無一不是與那個社會密切相關的，無一不是那個黃梅天一樣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政治氣候帶來的結果。正是通過人物的不幸命運，劇作對當時的黑暗社會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提出了深沉強烈的控訴。

　　作者對這群人物的未來還是抱著希望和信心的。他把希望寄託在葆珍等「小先生」身上。孩子們高唱《勇敢的小娃娃》歌，朝氣蓬勃，表達了「大家聯合起來救國家」的決心。這歌聲促使匡複重新振作起來，毅然出走。他聲稱，這「決不是消極的逃避」，並鼓勵朋友們「勇敢地活下去！」他終於是一個革命者，用革命的理想克服了個人生活上的傷痛，走上「救國家」的人生大道。——舞臺上從遠處轟轟然響起驚雷之聲，預示著令人沉悶的黃梅天即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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