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艾青的作品

艾青的作品(1)

　　抗戰開始，艾青滿懷熱情地尋求著光明，「從中國東部到中部，從中部到北部，從北部到南部，又從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選集·自序》），終於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這幾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尋求，一面辛勤地寫下了大量詩歌。他的詩作，傾訴著民族的苦難，歌頌了祖國的戰鬥，深切的反映出抗戰的時代精神；他的詩作，又表現了個人的風格特色和藝術才華。艾青，是抗戰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個最有代表性的詩人。

　　就他的創作生活而說，卻開始於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華人，生於一九一〇年，自小在山區長大，接近勞苦人民，培養了對農村的深厚感情，這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礎。中學時代經受了大革命的風暴，閱讀到唯物史觀的書籍，啟發了他對社會主義的嚮往，這種嚮往，經常閃耀在他以後的詩作中，並引導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時就喜愛美術，初中畢業後曾到杭州西湖藝術學院攻讀了幾個月，又促成他於一九二九年去法國學習。

　　他在美術方面的修養，有助於他詩歌風格的形成；他較多接觸「五四」新文學和外國文學，在法國又有機會閱讀俄國、蘇聯的小說、詩歌和一些法文詩歌，這些都對他的創作產生一定影響。一九三二年，他在度過三年異國生活後，回到民族危機深重的祖國，五月加入「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並作為魯迅支持的美術團體「春地畫會」的成員。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幾位青年美術工作者一起被誣，以「危害民國」，「顛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獄，經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國，艾青開始寫詩，但他早年重要詩歌大多寫成於上海獄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大堰河》，收詩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穎的風格，受到了人們的喜愛。《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優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摯虔誠的心，懷念和讚美養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並為她受盡人間淩辱的悲苦命運抒發著憤懣和不平。

　　詩中不僅對一個貧苦的勞動婦女充滿了誠摯的同情，也對中國農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關切。農村的生活正在激變，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變化，對於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樣隔膜，而對於農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兒子，卻「是比六七年前更要親密！」作者的國外生活，也在詩集中留下了紀錄。《馬賽》、《巴黎》等詩，雖也略帶依戀，更主要的卻是充滿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揭露和詛咒。

　　《大堰河》詩集中所表現的對於農村勞動人民的熱愛，發自內心的親近他們的要求，以及對於剝削階級的憎惡和決裂，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懷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說是作者過往生活和感情的總結，也是詩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創作道路的起點。如同生活道路是艱辛而不平坦的一樣，作者並沒有為自己的創作安排下恬適的途徑。

　　在那「蘆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蘆笛》）的黑暗環境中，他給自己的詩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調，便是「給予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語」（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幾年後，作者曾這樣談起那些年代的詩歌創作：「一些詩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時代之陰暗的底層與堅苦的鬥爭中從事創作，他們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實地反映出今日中國的黑暗的現實。」（注：《詩論·詩與時代》）作者的詩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後的創作，也正是這樣的。

　　艾青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獄到抗戰前夜所寫詩歌，見於《曠野》詩集中的《馬槽集》，這是所謂「密雲期」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氛。部分詩歌進一步反映了農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並且預示著鬥爭的來到。而更多的詩歌卻是充滿了希望，表現出對於光明的嚮往與追求。作者歌頌太陽（注：《馬槽·太陽》，收入《曠野》），期待黎明（注：《馬槽·黎明》，收入《曠野》），相信烈士的鮮血換來了春天（注：《馬槽·春天》，收入《曠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堅信與願望：「我乃有對於人類再生之確信」（注：《馬槽·太陽》，收入《曠野》），願為勝利的歡笑而犧牲（注：《馬槽·笑》，收入《曠野》），並呼喚著「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注：《馬槽·煤的對話》，收入《曠野》）。這種不倦的追求，成為作者以後創作中一個重要的特點。

　　抗戰爆發了。作者「拂去往日的憂鬱」，迎著「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復活的土地》），開始了新的生活和創作的道路。遍及半個中國的行蹤，使他擴大了現實的視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時代的精神，同時促成了創作激情的高漲。在抗戰前期的幾年內，他的詩作的數量和品質都有重要的進展，《北方》、《向太陽》、《他死在第二次》、《曠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潰滅》、《獻給鄉村的詩》、《反法西斯》等詩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國抗戰前期詩歌創作最豐碩的收穫。

　　在這個時期，作者還寫了不少詩歌理論，如《詩論》等。這些文字，對於説明理解作者當時的創作，有著重要的意義。如他曾提出「詩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結合在一起」（注：《詩論·詩的精神》），認為詩歌「應該教育人民怎樣思想……是鬥爭的忠實的夥伴」（注：《詩論·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對詩歌要為民主政治，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服務的理解。

　　所以他努力地要「作為一個悲苦的種族爭取解放，排脫枷鎖的歌手」（注：《詩論·詩與時代》），要「從當前的群眾的鬥爭生活中汲取題材」（注：《詩論·主題與題材》）。這些理解與體會，一定程度上指導著他的創作實踐。作者抗戰開始後寫的詩歌，更富現實意義，更多抒寫人民群眾，詩歌的形象更鮮明、豐富，語言也更樸素、健康和清新。過去流露的憂鬱的情緒，已日益帶上憤恨甚或悲壯的色彩，而對於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則愈趨明確、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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