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6)

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6)

　　作者長時期在國統區的大後方，面對腐朽衰敗現象，能堅持樂觀的信念，「迎著翩翩而來的黎明」（注：《我底豎琴·黎明》），既播種希望，又播種鬥爭（注：《我底豎琴·播種》），走著冬天的道路，矚望著春日的回歸（注：《我底豎琴·冬天的道路》）。這種樂觀，深刻地聯繫著對革命根據地的嚮往，他遙想著延安的「幸福」（注：《我底豎琴·茅屋》）。作者這時還在不少詩章中抒發自己作為一個詩人的職責，如《霧季詩抄——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我底豎琴》、《給詩人》等。在《短歌》中，他寫道：「我把自己的生命磨成匕著；把人民的聲音當作最寶貴的經典；向明天歌唱而前；」他的很多詩作，正是表現了這種為人民戰鬥的深情。

　　作於一九四二年、發表在《文藝陣地》上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表現出感人的力量，是詩人的代表作，也是當時出現的較優秀的敘事長詩。它寫出舊中國一個農村家族的「悲歌」，他們終生勤勞而慘苦，身後留下的唯一的遺產，就是強烈的永遠的仇恨。這仇恨中雖也紀錄著生活的艱險，自然災害的磨難，但更主要的，是地主階級的欺淩壓迫。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樣，長詩感情純厚真摯，語言沉實有力，在不平與控訴中，還帶著寓意深長的詢問：

　　我是射虎者的子孫，
　　……
　　我縱然不能繼承
　　他們那強大的膂力，
　　但有什麼理由阻止著我
　　去繼承他們唯一的遺產
　　——那永遠的仇恨？

　　這是作者面對現實鬥爭時發出的激越的心的呼聲。後來他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當我現在重新讀著在那些日子裡所寫的作品的時候，我就仿佛重溫了我底生命的那一段歷史，我仿佛又看見了那幽暗的鐵窗，獄吏的皮鞭，一切偽善的獰笑著的吸血者們的形象，心頭上湧起了仇恨。」（注：《給詩人·前記》）顯然，「射虎者的子孫」的仇恨，已不僅屬於一個受壓迫剝削的家族，而是屬於整個階級和時代。

　　比上述作者稍晚開始創作的袁水拍，這一時期作有詩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等。作品總的數量雖不多，抒寫的內容卻較廣泛，如祖國在日帝侵略下的苦難生活，香港九龍等殖民地的悲慘情景，以及人民的反抗要求等。不少詩歌還反映了國際的反法西斯鬥爭，歌頌了蘇聯人民的英勇業績。詩歌情緒比較飽滿，有激憤的抗議，也有憂傷的沉思。由於詩作大多能在全世界反侵略戰爭這大背景下落筆，所以富有時代氣息，表現了較強的政治性。

　　一九四一年寫的《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具有代表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它歌頌了社會主義蘇聯的幸福的生活和勝利的鬥爭，並從中嚮往著苦難中國的光明前景：「在法西斯壓榨下的，喘不過氣來的中國淪陷區的人民——哎，你頓河上的向日葵，你帶給了他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你和我離開得這樣遠，可是我——朝朝夜夜將你思量。你的心，我的心，一樣向著太陽！」作者這一時期創作中，已出現少數政治諷刺詩。這方面的才能在他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所作的《馬凡陀的山歌》中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少數民族中出現了一些青年詩人和作家。蒙古族的納·賽音朝克圖（原名才春嘎，1914—1973）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寫作，他的詩在蒙族人民中較有影響，曾出版詩集《知己的心》、日記體散文《沙原，我的故鄉》等。他不滿黑暗的現實，渴求民族的富強，但一時還找不到正確的道路。朝鮮族詩人李旭，也是在抗戰初期開始自己的創作活動的。維吾爾族青年詩人黎·穆塔里夫，尤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黎·穆塔里夫（1922—1945）是在革命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愛國詩人，是抗戰時期維族進步文學的一面旗幟。他在一九三七年抗日熱潮中開始文學創作，以全部熱情歌頌偉大的祖國，歌頌各民族的團結，歌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猛烈抨擊日寇、漢奸和民族分裂主義者，遭到反動當局殺害。

　　他在短暫的一生中留下了許多用血淚凝成的愛國詩篇。《中國》、《祖國至上，人民至上》以及散文詩《她的前途光明遠大》等，充滿了對偉大祖國的熱愛和決心為祖國自由解放而戰鬥的激情。他在《我這青春的花朵就會開放》（一九三八）一詩中，歌唱革命的人生和各民族的團結，嚮往祖國現代化的前景：「文化科學洋溢在祖國，被壓迫者求知的欲望象浪濤般沸騰」，「處處都聽到汽笛的轟鳴」和「飛機的歌唱」……《斥民族主義者》引用民間諺語「離群的會被熊吃掉，散夥的會被狼咬死」，表示要用刀一樣鋒利的筆「戳破民族分裂主義者的眼睛」。詩人響亮地高呼：「讓各個民族都攜起手來，撒布團結的種子。黎·穆塔里夫的詩具有雄偉的氣勢和高昂的格調，《給歲月的答覆》（一九四三）唱道：

　　戰鬥的人們追隨著戰鬥的歲月，
　　一定會留下他戰鬥的子孫，
　　昨晚為幸福而犧牲的烈士墓前，
　　明天一定會佈滿悼念的花叢。

　　他以強烈的革命激情歌唱戰鬥的幸福，強調鬥爭的深遠意義，這是對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崇高禮贊。除抒情詩外，他還創作了四幕詩劇《戰鬥的姑娘》，表現抗日遊擊隊的戰鬥業績，歌頌延安，歌頌毛澤東，歌頌党所領導的遊擊戰爭，以熱情的詩句抒發了對人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日寇對漢奸的憎恨。由於受鬥爭環境和個人條件的限制，黎·穆塔里夫的作品有時顯得不夠凝煉，但許多作品都顯示了他過人的藝術才華。他的作品當時在新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至今仍受到人民的喜愛和重視。

　　上面說到的詩人，只是在抗戰前期詩歌創作方面成績較顯著的。除此這外，還有不少作者，也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鼓舞下拿起詩筆。如過去較多寫小說的王統照，此時作詩集《江南曲》中的大部分，寫祖國江南在侵略戰火下的苦難。馮至在幾乎十年很少寫詩後的一九四一年，從現實生活中「感到一個責任」，作《十四行集》二十七首，抒寫與自身「發生深切的關連」的人和事。卞之琳作《慰勞信集》二十首（後編入《十年詩草》中），與他過去詩作有很大不同，大多描寫戰爭現實中的兵士和群眾，他和馮至一樣，都比較注意詩歌藝術的完整。戴望舒和徐遲等此時也都有詩作。

　　另外，一些團體、刊物等都為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如早在戰前即積極從事詩歌運動的中國詩歌會，從抗戰開始後更努力於詩歌的提倡和創作，蒲風、任鈞等都寫了不少詩歌，充滿了戰鬥的激情。王亞平有詩集《紅薔薇》、《生活的謠曲》等，詩歌形式多樣，有朗誦詩，敘事詩，也有抒情小詩，題材大多圍繞戰爭生活，具有熾熱的愛國之情。又如胡風主編的《七月》半月刊，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創刊後，堅持了較長的時間，成為抗戰時期較重要的文藝刊物之一，不少知名作者為刊物撰寫作品，前面已提到的詩人中，也有一些人，特別象田間，在《七月》上發表了很多作品。胡風日後還曾編過《七月詩叢》，輯入一些較好的詩作。他本人也有少量詩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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