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5)

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5)

　　《夜歌》一開始就向現實呼喚。寫於一九三八年的《成都，讓我把你搖醒》，是為了喚醒在一個應該覺醒奮起的時代的昏睡的現實，這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已從早年的夢境中醒來。很快，他到了延安，此後的詩作，有了更明顯的進展。寫於一九三九年的《一個泥水匠的故事》用熾熱的感情、明白的口語歌頌了為民族犧牲的英雄，這是他詩歌中前所未有的，受到人們注意。

　　詩集中的絕大多數作品寫於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作者曾嚴格地指出其中有「舊我」與「新我」的矛盾，「舊的知識份子的矛盾」（注：《夜歌·初版後記》）。應該說，這種矛盾是帶著未克服的舊我的思想感情奔向新的鬥爭生活時的矛盾，是文藝為個人的傳統習慣與文藝為民族解放戰爭服務的良好願望的矛盾，這種矛盾就使他的詩歌縱然在進展，有時又退讓，掙扎著前進。

　　但不論《夜歌》集裡的矛盾如何明顯，比起《預言》來，卻完全是別一個世界了。如同《快樂的人們》、《北中國在燃燒》等詩歌所反映的那樣，從自我到了集體，從夢境到了現實，從厚厚的牆內到了根據地的曠野，嘆息變為勞動、戰鬥、歌舞，星、月和雲變為燃燒的烽火，這是很大的發展。只是當作者歌頌到革命的意義和理想時，往往好象失去了時代的、階級的實感，而代之以快樂、美麗、詩意、光輝、諧和等比較抽象的嚮往。

　　當然，時間不同，情況也有變化，如一九四〇年的五支《夜歌》就較多地反映了這種矛盾：既「喜歡做著一點一滴的工作」，又「喜歡夢想」；既「快活地愛好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既「要起來到工人們中去」，又是「我什麼地方也不去」。而一九四二年的《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生活是多麼廣闊》等十首短歌，則都有明朗向上的調子，歌唱現實，歌唱群眾，歌唱青春，也歌唱自己的革命變化，即使偶而寫到過去的苦難，也都能在現實的鼓舞下洗去憂傷。這正反映了延安的革命環境對他的影響。

　　如果說，當時其他很多作者在描寫著現實的變化，何其芳似乎更多地在細緻地剖析著這變化的現實中，一個要求革命的青年知識份子內心的發展。在他的詩中，總有自我的心在跳動，雖然有時只是較小的天地中的悲喜哀樂，但他卻總是真心實意地對待它。他的創作接受時代的影響也許緩慢些，但他又總是十分殷切地積累著，他的詩歌和其它文字充滿了懇切的思索和自我否定。這預示著以後扎實的進展。這些詩歌雖然生活思想內容不一定很飽滿，但充溢著作者的熱情，愛和恨，否定和嚮往，又由於作者嚴肅的創作態度，較明顯的藝術特色，因此具有一定的影響，在讀者中產生了較好的歷史作用。這種情況在現代文學史上不是罕見的。

　　光未然的朗誦詩當時曾被人廣為傳誦，特別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詞，更得到廣泛的傳唱。一九三五年八月，光未然在武漢發表了歌頌抗日志士、反對賣國投降的詩篇《五月的鮮花》。作者以濃郁的抒情筆調寫道：「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著烈士的鮮血。為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他們曾頑強地抗戰不歇。」抗戰爆發後，光未然參加了火熱的抗日救亡宣傳，他日睹民族的災難，敵人的兇殘，人民的奮起，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創作了堪稱民族史詩的《黃河大合唱》組詩。

　　詩篇一開始，作者便借黃河上船夫拚著性命與驚濤駭浪搏戰的情景，象徵中華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搏鬥。接著，詩人歌頌「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的「偉大堅強」，用以喚起人們的民族自豪感，增強戰勝敵人的信心。面對奔流不息的黃河，作者深沉悲憤地「哭訴我們民族的災難」：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在黃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祖國優秀兒女，決不甘心當亡國奴，在萬山叢中、青紗帳裡，他們「端起了洋槍土炮，揮動著大刀長矛」，為「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向敵人勇猛衝殺，討還血債。黃河發出的怒吼，是向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發出戰鬥的警號！」《黃河大合唱》全詩氣魄雄偉，震撼人心。

　　詩人通過巧妙的聯想，把黃河的形象與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使黃河的流水跳動著時代的脈搏，黃河的波濤響徹著時代的聲音。《黃河大合唱》經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譜曲，「音節的雄壯而多變化，使原有富於情感的辭句，就象風暴中的浪潮一樣，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黃河大合唱〉》）一九四〇年，作者在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後的低政治氣壓下，又在重慶寫出了長篇敘事詩《屈原》，借歷史故事曲折地表達了人民群眾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前進、反對倒退的強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眾民主運動中，光未然還寫了一些揭露國統區社會黑暗的政治諷刺詩。抒情與敘事緊密結合，使光未然的詩歌具有一種強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慣于為朗誦或制曲而鍛句，他認為「詩歌的語言，主要地不是訴之於視覺，而是訴之於聽覺的」（注：五月花·後記），因而很注重語言的簡明和音響的和諧。

　　力揚（1908—1964）有詩集《枷鎖與自由》、《我底豎琴》、《射虎者及其家族》。由於作者選錄較嚴，所以連同解放後出版的《給詩人》集內新輯入的作品，總計長短詩歌僅四十餘首，其中絕大多數於抗戰期間。作品數量雖不多，但創作認真，極少粗糙之作。作者為抗戰時期的詩歌留下了切實的成績。

　　這些詩歌，感情深沉而並不低徊，高昂又不流於浮泛，反映了一個要求革命的知識份子對於現實鬥爭生活的嚴肅的思索、願望和理想。藝術上注意形象的手法，語言樸實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戰開始，作者首先將自己的詩情付與動盪的戰鬥的祖國，歌唱人民「在風暴裡勇敢地扭繼鎖鏈……呼喚著新生的太陽」（注：《枷鎖與自由·風暴》），歡呼「春天終於來了」（注：《枷鎖與自由·太陽照耀著中國的春天》）。在長長的戰爭歲月中，作者始終「用最清脆的、最美麗的聲音，譜著各式各樣的歌曲」，訴說著對祖國的「衷心的愛情」（注：《我底堅琴·愛戀》）。即使抒寫個的眷念，也都昇華為對祖國、對革命的熱愛（注：《枷鎖與自由·同志，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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