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4)

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4)

　　前一時期創作了《烙印》、《罪惡的黑手》等重要詩集的臧克家，抗戰開始後帶著充沛的熱情寫下大量詩歌。《從軍行》、《泥淖集》、《嗚咽的雲煙》等集子，是較早的收穫。作者當時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親歷著前方的戰鬥生活，他感受到時代的偉大精神，渴望自己的詩歌能隨著戰鬥生活的深入，更好地表達出時代的聲音。他在戰時第一首詩《我們要抗戰》中即曾寫道：「詩人呵，請放開你們的喉嚨，除了高唱戰歌，你們的詩句將啞然無聲」。他這時的詩歌，自然地反映著熱烈興奮的情緒，充滿著戰鬥的希望和信心；又由於他在前方目睹了戰士的犧牲，人民的痛苦，以至漢奸的無恥，所以詩作中又時而流露出悲痛和憤慨的心情。《偉大的交響》、《血的春天》等都是較感人的作品。

　　前方的實際鬥爭生活，還給他的詩作帶來另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真切地表露著對於祖國命運的責任感和戰鬥的抱負。在不少詩作中，他對自己，也對青年戰友們，提出了熱誠的勉勵。他在《別潢川》中寫道：「為了祖國，把生活浸在苦辛中，為了抗戰，甘願把身子供作犧牲。」其它如《換上了戒裝》、《為鬥爭我們分手》、《匕首頌》、《祖國叫我們這樣》等，都表現了這種戰鬥的意氣。

　　這些詩集，具有作者一貫的創作特點，如比較注意詩歌的形象等，同時也如抗戰初期不少詩歌那樣，由於形勢發展的急促，字句上一時未能從容錘煉。作者以後曾嚴格地、詳細地談到這些詩歌存在著深入生活和藝術琢磨兩方面的不足（注：臧克家：《十年詩選·序》），但應該說，它們雖不象作者前期詩歌那樣精細、凝煉，卻也別有長處，大體上比較奔放流暢，富於抒唱的意味，語言也較樸素。

　　《淮上吟》包括長詩兩首，紀錄下作者一個時期的實際鬥爭生活，藝術上較為精煉。

　　作者自己比較重視的是稍後的詩集《泥土的歌》和長詩《古樹的花朵》等。《泥土的歌》分三部分：《土氣息》、《人型》、《大自然的風貌》，共五十二首，作者日後曾稱它「是我從深心裡發出來的一種最真摯的聲音」（注：《泥土的歌·當中隔一段戰爭》）。還曾寫道：「我就在這樣鄉村裡，從農民的饑餓大隊中，從大自然的景色中，長成的一個泥土的人」（注：臧克家：《十年詩選·序》）。這些詩歌不同於上述詩集，而與前期《烙印》等集詩作相似，抒寫的是農村的生活，農民的命運。

　　由於作者的筆觸回到他最熟悉、熱愛的題材中，詩句大多具有生動的形象，感情也較真摯、沉凝。如《手的巨人》、《海》等，都傾訴了對農民深切的愛。但《泥土的歌》中又的確表現了比較古舊的感情，作者在《詩句》中雖然提到「有愁苦，有悲憤，有希望，也有新生」，然而，詩歌中的希望、新生，大多還是比較模糊的期望，對農民的歌頌，也較多停留在傳統美德、甚或某些在新時代中應該變化了的東西上，如近乎無抵抗的「犧牲」，沉默被動的命運等。正象作者在《海》中寫的：「我愛那紅的心，黑的臉，連他們身上的瘡疤，我也喜歡。」它們缺少在當時激烈鬥爭形勢下產生的新的性格。

　　作者本人後來曾幾次談到這個局限，指出「那種憂傷的情感，和昂揚的鬥爭的真實，相去又多麼遠哪……」（注：《關於〈泥土的歌〉的自白》，見《文藝生活選集》之四《創作經驗》，智源書局1949年11月版）。《古樹的花朵》是作者化了很多精力創作的五千行長詩，如《序》所說，詩中的主人公范築先是詩人「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個藝術上的人物」，這是在山東省堅決抗日的軍人，長詩歌頌了他組織群眾、團結抗日部隊、堅持戰鬥、最後犧牲的史實。詩歌感情莊嚴深切，格式比較自由。

　　但長詩創作，正當皖南事變發生後不久，蔣介石反共高潮之中，這一重要的歷史特點，未在長詩中得到必要的反映，對於蔣介石政府的認識不符時代實際，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現。這些極大地影響了作品的歷史真實性。同時創作的還有《向祖國》集，收敘事長詩六首，其得失也同《古樹的花朵》相似。

　　抗戰期間，何其芳從事詩歌散文等多方面的創作。《夜歌》集反映了他詩歌創作的重要發展。

　　詩歌，是何其芳最早運用的文學形式。抗戰以前的詩作都收在《預言》集內，其中一九三二年左右寫的最有代表性，當時作者二十歲，「成天夢著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注：《刻意集·初版序》）。這些詩歌吐露了一個小資產階級青年知識份子的心聲。他尋找和嚮往著人間美好的東西，尤其是愛情。他以赤子的熱忱尋找它，珍惜它，以至心都「顫抖」了，他只敢輕輕地歌唱，暗暗的試探，並且悄悄地聆聽和等待這美好東西的「足音」的來臨，而沒有熱烈的追求。縱有，也只是在懷念中或夢中。

　　作者開始創作時就注意形式的整齊，音節的和諧，韻律的嚴格，特別是詩的形象的描繪，以求意境的完整。所以這些詩歌大多具有細膩、纏綿而又低徊的情調。但現實畢竟敲到了他「緊閉的門前」。在作於後幾年的詩歌中，連青春的嚮往也已很少，更多的是「成人的寂寞」（注：《預言·柏林》）了。即使還有「夢」，也已失去了幻美，作者時時從夢中驚回，向現實投下一瞥，哪怕只是身邊的狹小的現實。

　　寫於抗戰前夕的作品，開始感染了時代的氣氛，作者已經領略到人間的苦辛，詛咒戰爭，詛咒侵略者，寫到了農村和城市的不平、痛苦。同時也開始改變自己詩歌的美學要求，「再不歌唱愛情」（注：《預言·送葬》），「不愛雲，不愛月，不愛星星」，而要「嘰嘰喳喳發議論」（注：《預言·雲》）。但明顯地體現這種改變，則有待於以後出版的《夜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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