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3)

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3)

　　潘梓年進一步闡述了這個意見，他認為「形式不能離開了內容來講」，「民族形式的提出，主要的要求是文藝活動與抗戰建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是說，要用大從自己的語言來描寫大眾自己為獨立、自由、幸福而鬥爭的戰鬥生活，並為大眾所享受」，「這裡的主要問題，是題材與語言的問題」，「在民族形式的問題上，語言——大眾自己的語言是非常主要的」，「用中國人（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大眾）的語言描寫中國人的生活的文藝，就是具有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的文藝，就是民族形式的文藝」（注：潘梓年：《新文藝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載重慶《新華日報》）。這些探討對於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深入，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場範圍廣泛的論爭，前後延續了一年多時間，在文藝界引起熱烈的反響，受到普遍的重視。在國統區，黨創辦的《新華日報》，以及《文學月報》、《文藝陣地》、《抗戰文藝》、《新蜀報》、《大公報》等報刊，紛紛發表討論文章，或召開座談會，開闢討論專輯。一九四一年初。圍繞著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一度又有過熱烈的討論，郭沫若，茅盾等人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一書，彙編了當時討論中的主要文章。這場討論的廣泛展開和不斷深入，引起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注意。在他們控制的報刊上，也發表了所謂民族形式討論的文章，攻擊「『民族形式』這個名詞意味著某種外來的內容或至少非完全本國的內容加以中國化而成為中國的形式」（注：唯明：《關於大眾化的問題》，載《文藝月刊》1941年4月號），以此抹煞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和展開討論的重要意義。

　　在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更展開了十分熱烈的討論，延安的《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和《文藝突擊》，晉察冀的《晉察冀日報》等，相繼發表討論文章或開座談會，出專輯。一九四一年在晉東南召開的民族形式座談會，強調了文藝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就是戰鬥的現實生活。在河北平山召開的民族形式討論會，討論了詩歌的民族形式問題。在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地，田間、左唯央等人展開了民族形式問題的熱烈論爭。

　　在抗戰新形勢下展開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廣泛地涉及到從理論到創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這是現代文學史上關於文藝大眾化方向問題的一次大規模的論爭，對於正確地認識與解決文藝與群眾的關係，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論爭雙方對於「民族形式」問題提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在認識上是一致的；在探討如何建立民族形式的過程中，出現了某些理論認識上的分歧，通過討論，對於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要建立「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民族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對於舊形式的利用，「五四」新文學的評價，大多數人有了比較一致的正確看法，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亂與認識上的模糊觀點。

　　有些文章還力圖運用馬列主義觀點，解釋民族遺產的批判繼承，提高了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水準，使討論逐步地接近問題的實質。在討論中對於各種錯誤觀點的批判，有助於廓清從理論到創作上長期存在的某些偏差。同時，對創作實踐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通過這次討論，通俗文藝創作上全盤接受、生搬硬套的現象，有了明顯的改變；作家比較有意識地注意作品的民族形式，特別是向群眾語言學習，在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陸續出現了一批反映新生活，表現新主題，成功地運用群眾語言，為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的文藝作品。

　　對民間文藝的搜集與研究也有所加強，在延安和晉西北等地，相繼成立了民間文藝研究會，積極從事民間文藝搜集和整理工作。這些都是這次論爭帶來的主要收穫。論爭中也存在比較明顯的缺點。由於對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民族形式」問題，缺乏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討論主要偏重於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所包含的生活內容本身的重要性。

　　又由於沒有能夠很好地運用馬列主義觀點，對民族遺產進行有分析的、批判的繼承，因此形而上學在討論中顯得十分突出，影響了對民族形式問題的深入探討。特別是建立民族形式的最重要的關鍵：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問題，仍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使這次討論存在很大的不足。一直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才比較地明確了實現文藝大眾化，建立民族形式的根本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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