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

田間等人的詩歌創作(1)

　　抗日戰爭開始，也是我國新詩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開始。如同很多革命大時代的風貌往往首先反映在詩歌中一樣，抗戰這場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特別是它初期的蓬勃氣象，也很快在詩歌創作上得到反映。詩歌和報告文學，是抗戰開始後最早發揮了戰鬥作用、表現出較大成績的文學形式。

　　戰爭爆發後，詩人們懷著高昂的愛國熱情、同仇敵愾的民族義憤，投身於抗戰的偉大鬥爭，在參加其它活動的同時，拿起詩筆，作為武器，為神聖的民族解放事業呼喚、歌唱。他們走出戰前狹小的生活天地，去到人民群眾爭取生存的廣闊空間。有的作者走遍了半個中國，目睹了祖國的窮迫和危殆；有的作者親歷了多年的前線生活，體驗到戰爭的觀苦和光榮；很多作者都經歷了從前方戰區輾到大後方的過程，身受了戰爭各個階段的考驗，深切地理解整個民族的災難和希望。

　　很多詩人為了尋求光明，衝破重重困難險阻，從國統區奔赴抗日民主根據地，象柯仲平、田間、何其芳、艾青等都先後去到了延安。戰爭不僅振奮了、鼓舞了詩人，也在它進行的過程中鍛煉和造就了他們。作者思想提高了，視野開闊了。不少詩人這個時期的創作取得了新的進展，達到了新的高度，其中還出現了艾青、田間這樣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新詩在為民族革命戰爭服務的過程中發展到新的階段。

　　詩歌與現實鬥爭的關係更為密切了。工農兵群眾開始成為民主根據地中許多詩人的歌唱對象。街頭詩、朗誦詩等富有鼓動性和群眾性的形式，在抗戰初期受到了許多作者的重視。隨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從短詩到長詩，從抒情詩到敘事詩，成為抗戰詩歌的一般發展趨向。新月派、現代派中某些脫離現實鬥爭或者具有形式主義傾向的詩風，受到更多詩人的厭棄。新詩較戰前大眾化了，然而也更散文化了。

　　抗戰剛一爆發，郭沫若就「別婦拋雛」（注：《戰聲·歸國雜吟》）離開日本，回國參加戰鬥。他於七月下旬回到上海，很快親歷了八·一三淞滬戰爭。民族革命的號聲激起他歌唱的熱情，僅在八月內，他就創作了近十首詩歌，這些後來都編在《戰聲》集內，這本詩集反映了全民抗敵的激情，表達了爭取勝利的決心，充溢著戰鬥的喜悅和力量。如《民族復興的喜炮》寫道：

　　上海的空中又聽到了大炮的轟鳴，
　　這是喜炮，慶祝我們民族的復興。

　　《戰聲》集裡的詩歌，雖因戰爭現實的緊迫和創作過程的急切，造成一些篇章未及錘煉，在藝術上不免粗糙，但它卻具有這樣兩個特點：一是高昂的鬥志和熱烈的情緒，它保留了作者從《女神》開始的創作中所特有的樂觀和信念。這裡既反映了抗戰剛開始時全民族普遍振奮的史實，也表現了作者本人剛剛回國，「今日歸來入陣營」（注：《戰聲·歸國雜吟》）的興奮心情。正如周恩來同志說的：「一旦抗戰爆發，他便奔回祖國，他的革命熱情，也就重新爆發出來」（注：《我要說的話》，1941年11月16日重慶《新華日報》）。二是具有始終站在時代前列的先鋒戰士所特有的思想風度，和當時大多數詩人首先努力于具體反映民族的苦難或戰鬥的激憤不同，作者善於從時代的高處，以政治的遠見，對這場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作出思索和表現。

　　在這些詩歌中，涉及了長期抗戰的思想（《抗戰頌》），發出以戰爭求取和平的號召（《戰聲》），歌頌團結和集體的力量（《們》），並提出對恐日病的批判（《血肉的長城》）等等。在戰爭的最初時期，作者即以詩歌形式指出這些問題，顯然具有獨特的重要的意義。

　　以後的很長時期內，郭沫若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以充沛的精力在國統區從事繁重的革命文化工作，他的創作活動則主要集中於歷史劇的領域，獲得了重要的成就。詩歌作品留下較少，《蜩螗集》所收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這部分詩作，如同《戰聲》集一樣，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政治意義。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反動腐朽面目的日益暴露，作者的詩歌從抗戰初期熱烈的歌頌、號召轉為較冷靜的揭露、諷刺，興奮的心情也為深沉的義憤所代替。如一九四〇年為重慶大隧道萬人死亡的慘禍而作的《罪惡的金字塔》一詩寫道：

　　心都跛了腳——
　　你們知道嗎？——
　　只有憤怒，沒有悲哀，
　　只有火，沒有水。

　　《「雙十」解》中的諷刺批判，恰恰與《戰聲》集中題材相似的《人類進化的驛程》成為鮮明的對照，反映作者對國民黨統治認識的發展。《第十八次「十·廿三」》則總結歷史經驗作為現實的借鑒。這些詩歌在當時堅持抗戰、堅持進步的鬥爭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曾經參加過《新詩歌》編輯工作的田間，很年輕時即開始詩歌創作。他堅持忠於現實、富於熱情、勇於創新的作風，經歷了詩歌風格和形式的明顯發展，於抗戰的烽火中鍛煉成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詩人。

　　田間是安徽無為縣人，生於一九一六年，早年在農村生活，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後參加左聯。他寫第一部詩集《未明集》中的作品時，還不到二十歲。由於創作時距長達三四年，因此這些詩作的情況也不一樣。它們大多描寫工人、農民、兵士等受苦者的命運，含有真切的感情，又表達了作者反抗的願望，也有一些則缺乏嚮往和希望。在語言上，田間的詩作大多樸實明朗，可以看出他當時追求大眾化，學習民歌的努力，也有少數詩句比較晦澀歐化。但不論內容或語言上如何存在差異，這些詩歌具有明顯的特點：出發于現實，有所為而作。正如作者在《我怎樣寫詩的（代序）》中寫的：「沒有誑語，誠實的靈魂，解剖在草紙上，……」這是對他早年詩歌特點的確切的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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