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

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1)

　　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是「左聯」時期文藝大眾化運動在抗戰新形勢下的一個發展。其中心是要解決新文學如何與本民族的特點亦即如何與群眾更好地結合起來的問題。

　　抗日戰爭開始後，在作家深入生活，「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潮流中，由於宣傳抗日與動員群眾的需要，文藝的大從化，利用舊形式等，受到廣泛的重視。作家為了使文藝創作為群眾所喜聞樂見，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嘗試，湧現出一大批形式短小、內容通俗的抗日作品，利用舊形式的通俗文藝創作十分風行。

　　但在利用舊形式的過程中，有不少作品往往生搬硬套，甚至無批判地接受其中落後和庸俗的東西，或者將舊形式和新內容作了極不調和的結合。抗戰初期曾經致力於通俗文藝的提倡，並作出一定成績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在他們的創他與理論上都存在著上述的偏差。党在國統區創辦的武漢《新華日報》，曾經針對這類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盲目地來採用舊形式」，結果反而會被「舊形式所利用」，出現「開倒車」（注：阿慟：《關於利用舊形式問題》，載武漢《新華日報》，1938年5月29日）的現象。

　　在創作實踐中暴露出來的錯誤傾向，說明迫切地需要在理論上解決如何繼承民族遺產，適應群眾愛好的問題。因此，在進行創作實踐的同時，展開了關於文藝大眾化和利用舊形式的討論。向林冰在抗戰爆發前後，關於「舊瓶裝新酒」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張「將新內容盡可能的裝進或增入舊形式中」（注：向林冰：《再答「舊瓶裝新酒」懷疑論者》，載《通俗讀物論文集》第56頁），認為「如果不於舊形式運用中而於舊形式之外，企圖孤立的創造一種新形式，這當然是空想主義的表現」（注：向林冰：《「舊瓶裝新酒」釋文》，載《通俗讀物論文集》第35頁）。這與他參加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在創作上表現出來的傾向，與他在民族形式討論中強調以民間形式為中心源泉的觀點是一致的，他把利用舊形式看成大眾化的唯一途徑，主張全盤地繼承民族遺產。

　　茅盾在抗戰初期對這個問題十分關注，對文藝大眾化和利用舊形式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針對當時存在的各種錯誤傾向和理論，強調首先要從大眾能否接受出發，既不能踢開舊形式，也必須對舊形式進行「翻舊改新」，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出「民族的新的文藝形式」（注：仲方：《利用舊形式的兩個意義》，載《文藝陣地》第1卷第4期，1938年6月1日）。

　　老舍在努力從事通俗文學創作實踐的同時，對通俗文藝的理論問題，發表了不少積極的意見。這些討論，對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深入起了推動作用，但是，並沒有引起比較普遍的重視，主要還是停留在「舊瓶裝新酒」的討論上，未能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入，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如何創造民族形式的問題。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同志在党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論新階段》為題，全文發表于《解放》週刊第五十七期。其中關於《學習》一節，提出了「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給長期以來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和實踐，指明了新的方向。

　　從一九三九年初開始，在延安首先展開了民族形式問題的學習討論。周揚、艾思奇、蕭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羅思等，先後在延安的《新中華報》、《文藝突擊》、《中國文化》等報刊上發表文章，舉行座談會，廣泛地涉及到文學、詩歌、戲劇、音樂、美術等方面的民族形式問題。這些文章聯繫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結合抗戰以來文學創作與理論的實際，闡述了對於民族形式問題的學習體會和意見；強調「利用舊形式不但與發展新形式相輔相成，且正是為實現後者的目的的，把民族的、民間的舊有藝術形式中的優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藝中來，給新文藝以清新剛健的營養，使新文藝更加民族化，大眾化，更為堅實與豐富」，「因為民族形式之建立，並不能單純依靠於舊形式，而主要地還是依靠對於自己民族現實生活的各方面的綿密認真的研究，對人民的語言、風習、信仰、趣味等等的深刻瞭解，而尤其是對目前民族抗日戰爭的實際生活的艱苦的實踐」，只有「在活生生的真實性上寫出中國人來，這息然就會是『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就會是真正的民族形式」（注：周揚：《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載《中國文化》創刊號，1940年2月15日）。在討論中已經初步提出：「這種更中國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學的基礎應該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還在生長著的新文學呢，還是舊文學和民間文學？」（注：何其芳：《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5號，1939年11月16日）的問題。

　　有人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藝都是脫離大眾的、歐化的、非民族的，民族形式必須從頭由舊形式發展出來；也有人對利用舊形式持否定態度。但這些意見在當時未能展開充分討論，大部分文章是以闡述學習中的體會和收穫為主。同時，在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國統區也展開了學習和討論，晉察冀的《邊區文化》，國統區的《文藝戰線》，《文藝陣地》上，紛紛發表討論文章，指出「在文藝領域裡……提出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注：巴人：《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載《文藝陣地》第3卷第10期，1939年9月1日）。

　　一九四〇年初，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中國文化》上發表，進一步提出了「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同時，對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作了重要的論述，既強調了「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又反對「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指出應當「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對於正在開展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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