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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抗日作品的湧現(3)


  為了適合詩歌宣傳抗日的大眾化需要,一些詩在形式和語言上也作了新的嘗試。各種報刊上發表的詩歌作品,也以短詩為主。例如:在武漢創辦的《時調》、《詩時代》、《五月》等詩刊上,登載的大多是青年作者的短詩。其中尤以朗誦詩和街頭詩最為風行。它反映了抗戰詩歌運動的特色和新動向。

  詩歌朗誦運動戰前由中國詩歌會首先提倡,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當時主要還限於理論上的探討,未能付諸實踐。抗戰爆發後,在作家深入生活,詩歌面向大從的潮流影響下,詩歌朗誦運動重新受到重視。呂驥、錫金、高蘭、朱自清等人撰文探討了詩歌朗誦問題,同時,在創作上也開始了實踐。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武漢召開的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會上,首次朗誦了柯仲平和高蘭的詩,在文藝界得到了很好的反響。接著,詩歌朗誦活動從武漢開始蓬勃地展開。馮乃超在《時調》創刊號上發表《宣言》,提出要「讓詩歌的觸手伸到街頭,伸到窮鄉」,「用活的語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它可以說是詩歌朗誦運動宣導者的「宣言」。

  在武漢的街頭、集會上和電臺上,出現了詩朗誦節目,馮乃超、錫金、高蘭等人,既是這個運動的推行者,也是朗誦詩的作者。出版專集的有高蘭的《朗誦詩集》;他的《我們的祭禮》、《我的家在黑龍江》、《哭亡女蘇菲》等,感情激昂,語言流暢,即使是對於因窮困而病故的子女的哭訴,也飽含著作者對戰爭,對敵人,對人間種種不平的憤怒。但有時不免流於散文化和空洞的叫喊。艾青寫了朗誦詩《反侵略》,象他這時期的其它詩歌一樣,充滿高昂的熱情,又保持了樸素清新的風格。

  武漢失陷後,詩歌朗誦運動一度在重慶出現,由「文協」發起組織了一部分詩人、音樂家和戲劇工作者,舉辦詩歌朗誦會,組成詩歌朗誦隊等。光未然,徐遲等是這次運動的推動者。光未然的《屈原》,在熱烈歌詠愛國詩人屈原的詩行裡,寄寓著對黑暗現實的強烈反抗。這個運動一開始就影響到延安、昆明等地。從延安出發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組織了詩歌朗誦隊在前線表演。延安的新會曾致力於詩歌朗誦運動。各種集會上也出現了朗誦詩節目。在錫金的《抗戰詩歌的一年間》(注:載1939年1月26日《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在延安,「戰歌社」更經常地舉行朗誦晚會,最初,也失敗了,三百人的集會到後來只剩下了數十人,可是毛澤東先生很感興趣,直到終了場才走,給他們很大的鼓勵。他們逐漸地改正了許多怪形怪腔(詩人們誇張的表演),漸漸地也得到了多數人的理解了,並且在他們的行程中推廣開去。

  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歌詞,也曾經以朗誦詩的形式,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廣為流傳。抗戰後期,在昆明等地,也曾有過熱烈的詩朗誦活動,聞一多和朱自清都積極參加這個運動。抗戰時期的朗誦詩運動,對於擴大詩的影響,推動詩歌大眾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內容和形式上的局限性,它始終未能真正為廣大勞苦群眾所理解和接受,主要在知識份子中間流行。

  街頭詩運動與朗誦詩運動有所不同。街頭詩也稱傳單詩、牆頭詩、岩頭詩等,顧名思義,這些詩歌寫出來後,或在街頭、岩石上張貼,或印成傳單散發,是一種緊密配合當前鬥爭,比較直接地發揮宣傳教育作用的詩的戰鬥形式。因此作為一個運動,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環境裡,必然會受到各種阻力,無法廣泛地開展;街頭詩運動主要的是在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裡流行。

  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被當時在延安的詩人稱為「街頭詩運動日」,在延安的大街小巷,牆頭和城牆上,張貼起街頭詩。《街頭詩歌運動宣言》號召人們「不要讓鄉村的一堵牆,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著」,認為街頭詩運動「是使詩歌服務抗戰,創造大眾詩歌的一條大道」(田間:《延安的街頭詩運動》,見詩集《給戰鬥者》,1979年版)

  稍後,在一些抗日民主根據地,街頭詩運動也漸次得到展開。以晉察冀邊區為例,「在許多群眾集會上,都散發著紅紅綠綠的詩傳單,在對敵人展開的政治攻勢中,也有用詩傳單形式製成的宣傳品」(注:魏巍:《〈晉察冀詩抄〉序》,見《晉察冀詩抄》1959年版)。街頭詩的作者,也不限於詩人,「在冀中某些地區,已經有群眾自己創作的街頭詩出現」(注:魏巍:《〈晉察冀詩抄〉序》,見《晉察冀詩抄》1959年版),形成了比較廣泛的運動。

  寫街頭詩、傳單詩比較活躍的作者有田間、邵子南、史輪等。田間從延安到晉察冀,一直是街頭詩運動的積極推動者。他這時期寫的街頭詩,象《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毛澤東同志》、《義勇軍》、《呵,遊擊司令》、《給飼養員》、《我是莊稼漢》等,詩行簡短,寓意深長,在樸素的詩句裡,充滿著火熱的時代氣息和強烈的愛憎感情。《假使我們不去打仗》一首與道: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
  這是奴隸!」

  全詩直捷有力,深刻含蓄,發人深思,它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忍受屈辱的奴隸被敵人殺死,還是作為一個戰鬥者在血火中尋求自由和生存?這些詩篇激發了人們的愛國主義感情,帶有強烈的政治鼓動性。邵子南的《花》和《告詩人》,深刻地發掘了生活中平凡事物的崇高意義,用真摯樸實的詩句,留給人們美好的記憶。晉察冀的許多詩人,象史輪、商展思、張克夫、張慶雲等,這時期都寫了不少街頭詩。史輪寫在從甘穀驛到清澗的岩石上的一首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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