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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解放族幟下的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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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文藝》、《文藝陣地》、《七月》、《文藝月刊》,以及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報刊上,紛紛發表文章展開討。進步文藝界的大部分意見認為:《華威先生》所代表的暴露黑暗的創作傾向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並不抵觸,不會造成消極影響;主張暴露暗的作品,要揭示黑暗產生的社會根源。另一種意見,特別是其中與國民黨有關的報刊上的文章,則認為:暴露黑暗會引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磨擦,幫助了敵人,而且「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失望、悲觀、灰心喪氣」,「於抗戰有害」(注:何容:《關於暴露黑暗》,載《文藝月刊》第3卷第7期,1939年7月16日)。 這兩種意見反映了對待暴露黑暗問題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後者是對《華威先生》為代表的、在國統區文學創作中逐漸出現的暴露黑暗的傾向的抵制,客觀上在幫國民黨「官方」遮醜。皖南事變後,隨著國統區黑暗統治的變本加厲,國民黨反動派對於暴露黑暗的文學創作,進一步採取限制與查禁等法西斯的手段。他們公開提出文學創作的「六不政策」中,第一條就是「不專寫社會的黑暗」(注: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載《文化先鋒》創刊號,1942年9月1日)。關於暴露黑暗問題的討論,使進步文藝界更加明確了國統區文學創作的方向和任務,因此暴露黑暗的作品不是逐漸減少,而是陸續湧現出一批象《霧重慶》、《腐蝕》、《淘金記》等深刻地揭露和抨擊國統區黑暗現實的優秀作品。 一九四〇年前後,在蔣介石政府加緊推行法西期統治的背景下,國統區出現了一個頌揚國民黨特務政治、宣傳法西斯思想的文藝派別,即由陳銓、林同濟等人組成的「戰國策」派。他們先後在昆明和上海出版《戰國策》雜誌,在重慶《大公報》開闢《戰國》副刊,提倡歷史重演說,把時代說成是「爭於力」的「戰國時代的重複」,宣揚強權統治和「超人」哲學;散佈中國必亡的失敗主義思想,為國民黨特務政治製造理論根據。 在文藝方面,他們主張以恐怖、狂歡和虔誠為創作上的「三道母題」,聲稱「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險暗的深淵」,狂歡是叫人「不要忘了醉酒香,異性之美」,虔誠則是「神聖的絕對體面前嚴肅之屏息崇拜」(注:獨及(林同濟):《寄語中國藝術人》,載1942年1月21日《大公報》)。陳銓的《文藝批評的動向》一文,就以法西斯的「權力意志論」為根據,公然鼓吹「天才,意志,力量,是一切問題的中心」。他的劇本《野玫瑰》,硬把正在同日偽方面暗中勾搭的國民黨派出的女特務,裝扮成從事「驚天動地的事業」的英雄。「戰國策」派這些為國民黨捧場的文章和作品,在國民黨政府支援的雜誌上轉載,受到稱讚。 為了揭露「戰國策」派的法西斯反動本質,在國統區的《新華日報》、《群眾》、《野草》,延安的《解放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漢夫、歐陽凡海、李心清等人的批判文章,對他們的法西斯主義宣傳,予以堅決抨擊;揭露他們「法西斯主義的」為虎作倀的實質和對抗戰前途的危害;指出「恐怖,狂歡與虔誠的理論實際上是反理性的法西斯主義的另一種說法」(注:歐陽凡海:《什麼是「戰國」派的文藝》,載《群眾》第7卷第7期,1942年4月15日)。「戰國策」派的宣傳,依附於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投合反動派的政治需要。 只要有反動的法西斯統治存在,就會有「戰國策」派這一類思潮和理論出現;因此,儘管「戰國策」派遭到了進步文化界的唾棄,但直到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它依然陰魂不散,不時改頭換面地出現。一九四二年五月,陳銓在重慶《大公報》副刊《戰國》上連續發表《民族文學運動》、《民族文學運動的意義》等文,鼓吹所謂「民族文學」,就是它的一個變種。 這時期以上海「孤島」為中心的華東非淪陷區的進步文藝運動也比較活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四周淪陷後,一度蓬勃興起的抗日救亡文藝運動,逐漸地處於停滯狀態,開始了重心的轉移,大批的文藝工作者去內地、前線或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但是,上海的抗日文藝活動並沒有停止。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前長達四年零一個月的時間裡,留在上海的一批進步作家和愛國的文化工作者,團結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周圍,利用英法等國的「租界」這個特殊環境,繼續開展各種公開和隱蔽的抗日文藝活動。 這就是人們習慣地稱呼的上海「孤島」時期的文學運動。他們利用戲劇舞臺和進步報刊,在敵、偽、頑政治勢力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堅持抗日愛國宣傳和對敵鬥爭,發表了一批愛國的進步的文藝作品,出版了《魯迅全集》、《魯迅三十年集》和方志敏、瞿秋白的著譯,翻譯了斯諾介紹延安革命根據地抗日鬥爭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他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拳養的漢奸文人,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內容為特色的「大東亞文學」與「和平文學」,展開了批判(曾發表《文化界反色情文化宣言》);還大力推動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和動員了一批有愛國心的文藝工作者,包括一部分戲曲工作者和民間藝人等,採取各種靈活的形式,與敵、偽、頑勢力進行鬥爭。在皖南事變之前,上海「孤島」的進步文藝運動曾經相當活躍。 戲劇活動是當時比較興旺,取得顯著成效的一個方面。進步的戲劇工作者充分利用戲劇舞臺,通過話劇、歷史劇、外國進步戲劇,以及各種改編舊劇和民間戲曲等,宣傳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表現抗擊外敵侵略的民族英雄,起到了振奮人心的教育作用。於伶的《夜上海》、《花濺淚》和歷史劇《大明英烈傳》,阿英(錢杏村)的歷史劇《明末遺恨》(後更名《碧血花》),李健吾翻譯的《愛與死之搏鬥》(羅曼羅蘭著)等相繼上演,在當時吸引了大批觀眾,發揮了廣泛的政治影響。雜文創作也在「孤島」風行一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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