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民族解放族幟下的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3)

在民族解放族幟下的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3)

　　留在國統區的大批進步作家，在反動的政治壓迫和艱苦的物質條件下，被迫分散在重慶、桂林、昆明等少數幾個較大的城市，活動受到極大限制。因此，從武漢失陷到皖南事變這段時期，國統區的文藝運動相對地顯得比較沉寂；戰爭初期曾經出現的抗日文藝運動的新氣象，也在政治壓迫下逐漸消失；一度大量湧現的抗日作品，尤其是戲劇演出活動，明顯地減少，一部分作品中流露出來的彷徨和苦悶的情緒，代替了初期多少存在的樂觀傾向。雖然有的作家又從「入伍」和「下鄉」，退居到大後方比較狹隘的生活圈子裡；但不少進步作家在党的領導下，依然在國統區堅持著艱苦的鬥爭。

　　一九四〇年劇本《霧重慶》的出現，使前一階段由《華威先生》開始的揭露國統區黑暗的進步文學傳統得到了新的發展。此後，《腐蝕》和《屈原》分別以現實和歷史題材，揭露、抨擊國民黨反人民的法西斯統治，把作家運用文學武器同頑固派的鬥爭推進到更為尖銳的新的階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一九四〇年九月軍委會政治部改組後，郭沫若為了抗議政府當局強迫第三廳工作人員集體參加國民黨，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憤然脫離第三廳，于同年十一月在重慶另外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陽翰笙任副主任，主要成員有沈鈞儒、茅盾、老舍、翦伯贊、杜國癢、田漢、洪深等。文工會分為國際問題研究、敵情研究、藝術研究（包括戲劇、詩歌、音樂、美術等）三個組開展活動。它是抗日戰爭後期國統區進步文化界的活動中心，直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被國民黨反動政府勒令解散。

　　從武漢失陷到皖南事變這個時期，與政治上「緊持抗戰，反對倒退」的鬥爭相一致，國統區文藝思想理論戰線上也充滿了尖銳複雜的鬥爭。

　　文藝要不要為抗日戰爭服務，這是當時分歧和鬥爭的一個焦點。在蘆溝橋事變前後，正當國統區的抗日文藝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就有人對此發出了冷嘲熱諷，把當時大量出現的通俗的小型的抗日作品，一概誣稱為「差不多」、「抗戰八股」和「公式化」，把作家積極從事抗日文藝活動，深入前線，叫做「前線主義」，等等。

　　武漢失陷後，在國民黨政府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對人民抗日運動橫加摧殘的政治逆流中，利用當時進步文藝界要求努力克服公式化傾向的時機，梁實秋首先向抗日文藝界發動了攻擊，提出文藝「與抗戰無關」論。他在重慶《中央日報》由他主編的《平明》副刊上發表《編者的話》，對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組織「文協」，肆意進行嘲弄和攻擊，並公開徵求描寫「與抗戰無關的材料」，聲稱「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寫出來的卻是「空洞的『抗戰八股』」（注：梁實秋：《編者的話》，載重慶《中央日報》《平明》副刊，1938年12月1日）。

　　梁實秋的主張，立即遭到進步文藝界的駁斥，在重慶、上海、香港等地引起了反響。重慶的《抗戰文藝》、《文學月報》、《大公報》、《新蜀報》等，連續發表了羅蓀、陳白塵、宋之的、張天翼等人的批判文章，指出：在抗日戰爭中，「作為時代號角，反映現實的文學藝術，更其不能例外的要為祖國的抗戰服務」（注：羅蓀：《再論「與抗戰無關」》，載重慶《大公報》《戰線》，1938年12月9日），不可能與抗戰無關。至於公式化傾向的產生，並非因為寫了與抗戰有關的題材，而是由於作家「與抗戰有關的程度還不夠深」（注：宋之的：《論抗戰八股》，載《抗戰文藝》第3卷第2期，1938年12月10日），恰好說明作家必須更好地深入抗日的現實鬥爭。梁實秋的「與抗戰無關」論，經過進步文藝界的批判，很快地就宣告破產。但是，作為一種反對文藝與政治鬥爭相聯繫的思潮，它們或否認文藝有自身以外的目的，或打著為藝術而藝術的旗號，或以反對公式化為幌子，在抗日戰爭時期，始終時起時伏地表現出來。

　　一九三九年後，沈從文連續發表了《一般與特殊》、《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文學運動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稱為「抗戰八股」、「宣傳文字」和「一團糟」，認為只有「遠離了『宣傳』空氣」，「遠離了那些戰爭的浪漫情緒」的「特殊性的專門家」的工作，才是「社會真正的進步」（注：沈從文：《一般與特殊》，載《今日評論》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認為「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為政策工具後」，文學就出現「墮落傾向」，作家則變成了「趨時討巧」（注：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載《戰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的工具。因此，他反對作家與政治發生聯繫，要發動「文學運動的重造」，「使文學作品價值，從普通宣傳品而變為民族百年立國經典」（注：沈從文：《文學運動的重造》，載《文藝先鋒》第1卷第3期，1942年10月25日）。

　　侍桁在一九四〇年寫的文章說得更露骨，他說：「因為對於時代的過度的服務，因為對於抗戰服務的過度的熱心，便形成了目前一般認為不滿的抗戰八股」，他要求作家「對於他們的過度的抗戰服務的熱情有加以深刻檢討的必要」，「不應當再任著時代的洪流推逐」（注：侍桁：《抗戰文藝的再出發》，載《文藝月刊》第4卷第2期，1940年3月16日）。文藝界曾對這些說法展開了批評。

　　事實上，文藝與抗戰的政治鬥爭聯繫，作家描寫抗日的現實生活，是文藝創作責無旁貸的任務；不過文藝必須運用其自身的特徵為抗戰服務，作品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不成為「抗戰八股」，作家必須深入生活，必須不違背藝術規律和藝術特點，從根本上為政治服務，為抗戰服務。緊接著這個問題，文藝界又發生了如何反映抗日的現實生活，要不要暴露黑暗等問題的論爭。

　　暴露黑暗問題，是國統區進步文藝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茅盾在抗戰初期就指出：「抗戰的現實是光明與黑暗的交錯——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鬥爭，同時另一方面又有荒淫無恥，自私卑劣」，因此要「寫新的黑暗」（注：茅盾：《論加強批評工作》，載《抗戰文藝》第2卷第1期，1938年7月16日），「要表現新時代曙光的典型人物，也要暴露正在那裡作最後掙扎的舊時代的渣滓」（注：茅盾：《八月的感想》，載《文藝陣地》第1卷第9期，1938年8月16日），強調文學創作上仍然需要暴露與諷刺。這個問題，因張天翼暴露國民黨官吏假「抗日」的《華威先生》，被日本報刊翻譯過去，進一步引起了文藝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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