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民族解放族幟下的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5)

在民族解放族幟下的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5)

　　在這個特殊環境裡，雜文是進行對敵鬥爭，揭露與諷刺黑暗現實的有力武器。以發表雜文為主的刊物有《雜文叢刊》，以及《魯迅風》和報紙副刊如《譯報》的《爝火》、《大家談》，《文匯報》的《世紀風》，《導報》的《晨鐘》等。由《文匯報》出版的六作家雜文合集《邊鼓集》，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雜文的大量湧現，引起了敵偽方面的注意，一些漢奸文人乘機進行攻擊和歪曲，企圖削弱它的影響和戰鬥作用。進步文藝界內部對於此時此地雜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認識。在巴人（王任叔）與阿英之間曾經引起一場關於「魯迅風」雜文的論爭。進步文藝界在稍後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於「魯迅風」雜文問題的意見》裡，統一思想認識，肯定了雜文是對敵鬥爭的有力武器，同時，對漢奸文人的攻擊和歪曲，給予有力的駁斥。

　　上海「孤島」的進步文藝運動，是全國抗日文藝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國統區及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藝運動都有緊密的聯繫。一九三九年創刊於「孤島」的《文藝新聞》，經常報導國統區的抗日文藝運動情況，《文藝新潮》、《文藝》等刊物也經常發表或轉載陝北、蘇北等抗日根據地的作品。在文藝思想和理論鬥爭上，這種聯繫更是十分明顯。

　　梁實秋的「與抗戰無關」論在國統區出現後，「孤島」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曾經著文批駁，引起了後來墮落為漢奸文人的陶亢德的「不滿」，他公開表示對梁實秋的廖論「應予贊成，毋庸異議」，認為「無關抗戰的文字在讀者是需要的」（注：陶亢德：《關於「無關抗戰的文字」》，載《魯迅風》第7期，1939年3月1日）。接著又有苗埒、餘侖等隨聲附和。對此，進步文藝界的巴人、天佐等，在《魯迅風》、《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上，紛紛著文反駁；揭露他們在「孤島」支持「與抗戰無關」論的實質，是反對文藝與抗戰的現實結合，是在為虎作倀。此外，對於「大東亞文學」與「和平文學」口號下出現的氾濫一時的色情作品，展開了有力的批判。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由於「孤島」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大批進步文藝工作者與進步報刊被迫撤離或轉入地下，進步文藝活動的開展也受到明顯的影響。

　　這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藝運動，由於處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裡，文藝工作者具有接近工農兵、深入第一線的方便條件，文藝事業受到党和行政組織的關懷與支援，因此與國統區及「孤島」的文藝運動呈現大不相同的面貌。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當時的保安和稍後的延安，已經成立「中國文藝協會」（後改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形成了比較活躍的群眾文藝活動。

　　蘆溝橋事變後，不少文藝工作者陸續從上海等地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與當地的文藝工作者、與群眾性的文藝活動結合起來，使邊區與民主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得到蓬勃發展，文藝性刊物紛紛創辦（如《文藝戰線》（注：《文藝戰線》系在延安編輯而在國統區出版）、《戰歌》、《詩建設》、《草葉》、《穀雨》等），先後出現了一大批文藝社團。抗日的街頭詩、傳單詩、槍桿詩以及抗戰歌曲在延安和一些根據地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奔赴前線或深入敵後的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寫出了一批真實感人的報告文學作品。毛澤東同志關於文藝創作的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受到了許多文藝工作者的重視。

　　一九三九年前後，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延安魯藝、太行山劇團、抗敵劇社、翼中火線劇社等專業團體的幫助指導下，根據地廣大農村的戲劇演出和文藝宣傳極為活躍。以華北的根據地為例：太行區一九四〇年比較鞏固的村劇團就有一百多個，而翼中和北嶽的劇團、文藝宣傳隊到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掃蕩前已達到一千個以上（注：數字材料引自沙可夫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發言《華北農村戲劇運動和民間藝術改造工作》，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它們在豐富農村文化生活、鼓舞教育農民群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落後的舊戲班子，也在農村戲劇運動中改造成為抗日文藝隊伍的一部分（如襄垣劇團就是從「富樂意」的舊戲班子，變成了「抗日農村模範劇團」）。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同志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特別是其中有關「五四」以來文化運動和現階段革命文化性質的精闢論述，對全國進步文藝界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也給邊區和其他民主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帶來深刻的影響。陝甘寧邊區文協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宣言，號召文藝工作者為創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新文化而鬥爭。正是在專業文藝工作者的輔導下，在群眾性文藝活動的基礎上，湧現了一批民間詩人，如山西快板詩人李濟勝，陝北民間詩人孫萬福，他們創作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等不少受到群眾歡迎的作品。

　　一些群眾歌謠歌頌了與侵略者英勇血戰的英雄，如：「平型關上來英雄，英雄就是八路軍；好象平地春雷起，抗戰史上第一功。」一首河北民歌則生動描畫了抗日作戰中男女老少齊動員的情景：「嫂嫂站崗村頭西，俺娘燈下做軍衣；大姐站上抬擔架，雞毛信兒俺送去。」用群眾比較容易接受的新形式，反映人民大眾在党領導下從事抗日鬥爭的新生活，這正是抗戰前期民主根據地文藝開始呈現的一個新的特色。

　　總起來說，抗戰前期以進步作家為骨幹的文藝運動，發揚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為民族民主革命服務的優良傳統，擴大了文藝界統一戰線的範圍，在日寇侵略和蔣黨壓迫的異常艱苦的環境中向前發展，較好地配合了偉大的抗日戰爭。作家用自己的筆為武器，從各個角度描繪了這場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蠻殘暴，歌頌了人民浴血苦戰和頑強不屈，也鞭打了阻礙全民抗戰的種種黑暗事物。

　　在這一過程中，文學與人民的關係更為密切了，部分作家並且和人民群眾得到了初步的結合，有些作家甚至在前線或敵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如丘東平、蔣弼、高詠、蒲風、陸蠡，抗戰後期犧牲的還有陳輝、郁達夫等）。當然，抗戰前期文藝運動中並不是沒有缺點、錯誤，正象郭沫若、茅盾分別指出的：「有一部分人在某些階級上又忽略了統一戰線內部的原則鬥爭和嚴肅批評，產生了右傾的偏向」（注；分別見郭沫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38頁、第57頁。此外，荃麟在香港寫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也曾出現過由於強調抗日戰爭中的民族觀點而比較忽略了階級觀點的思想傾向。」（注；分別見郭沫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38頁、第57頁。此外，荃麟在香港寫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

　　在文藝創作上，出現了少量美化國民黨，寄幻想于「國軍」，歌頌國民黨上層人物的作品。這種情況的造成，原因可能比較複雜多樣，但受到抗戰初期擔任中共長江局書記的王明右傾路線的干擾，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來，在周恩來同志關懷和指導下，進步文藝界終於認識和克服了這一毛病，使抗戰文藝運動沿著健康正確的道路闊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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