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左翼戲劇運動及田漢等的劇本創作(2)

左翼戲劇運動及田漢等的劇本創作(2)

　　寫於一九二九年的三幕劇《名優之死》，刻劃「一代名優」劉振聲的反抗性格及其悲劇命運，通過舞臺形象有力地揭示了狐鬼橫行的舊社會正是藝術的敵人。劉振聲一生尊重藝術，嫉恨邪惡。他以心血培養的女弟子劉鳳仙因受有權勢的流氓楊大爺的利誘，日益走上墮落的道路。劉振聲為此而感到憤怒和痛心，他勇敢地和楊大爺展開了鬥爭，揭露了楊大爺的醜惡行為，楊大爺率領著他的鷹犬用最毒辣的手段淩辱劉振聲，最後把劉振聲逼死。

　　據作者自己說，劉振聲這個人物的創造是以晚清著名京戲演員劉鴻聲為原型的。作者很熟悉戲曲界的情況，故能在逼真地描寫京戲藝人生活的基礎上成功地塑造出劉振聲的形象，表現了他同流氓楊大爺之間尖銳的矛盾和衝突。劇本步步深入地描寫了楊大爺愈來愈倡狂的流氓行徑，劉鳳仙愈來愈顯著的墮落，以及劉振聲愈來愈強烈的反抗性格；通過主人公劉振聲悲慘的死亡，向黑暗社會提出了激越的控訴。《名優之死》是一篇舊社會藝人苦難生活的實錄。全劇手法洗練，風格沉鬱，是田漢這兩年內最好的作品。

　　田漢思想上的突進開始於一九三〇年。這以後他先後參加了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等革命團體。政治上的進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藝術上的變化和發展。一九三〇年四月，發表《我們的自己批判》，總結和批判了他和南國社過去的小資產階級傾向；五月，改編梅裡美的小說《卡門》為六幕話劇，借外國故事來抒發反抗舊社會的感情。

　　此後劇作大多取材于現實鬥爭。例如《梅雨》和《一九三二的月光曲》反映失業工人的生活和鬥爭，《洪水》（注：田漢題名為《洪水》的劇本有兩個：一個長江中游某鄉為背景，收入《回春之曲》；一以黃水南侵中的某大堤為背景，收入《黎明之前》）反映農民的苦難和鬥爭，《亂鐘》、《戰友》和《回春之曲》表現了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並嚴厲譴責了國民黨反動政府賣國投降的罪行。因為作者這時還缺少工農鬥爭生活的體驗，有些劇作未能創造出真實動人的人物形象，如《一九三二的月光曲》中的工人和《洪水》中的農民的性格都不夠鮮明，但是這些劇本及時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滲透了作者強烈的政治熱情，在觀眾和讀者當中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回春之曲》（三幕劇）作於一九三五年，寫僑劇南洋的青年知識份子高維漢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後，抱著滿腔救國熱情，回國抗日。高維漢在「一二八」戰爭中身受重傷，腦神經因強烈震動以致記憶全失，但仍高呼前進殺敵的口號。全劇除抗日救亡這條主線外，高維漢與梅娘始終不渝的愛情故事也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

　　這兩條線索結合較緊，不惟沒有因為愛情情節的穿插而沖淡抗日主題的積極意義，而且還有所加強。當「一二八」戰爭在國民黨反動政府投降賣國的政策下宣告停止後，病中失去知覺的高維漢仍三年如一日地高呼著「殺啊，前進啊！」這一方面突出了高維漢的愛國主義熱情，反映了全國人民繼續高漲的抗日要求，另一方面也鞭撻了國民黨媚日投降的罪行。

　　正當高維漢處在病中，遠從南洋趕回祖國的梅娘，對他的愛情仍是堅貞不渝，給他以細心的調護，並堅拒壞人的引誘，高維漢也終於在她的細心調護之下恢復了健康。梅娘在劇本中出現的場面不多，但她的形象，同高維漢一樣，也是塑造得比較成功的。全劇充滿了田漢劇作所特有的抒情氣氛，對話自然流暢，穿插其中的幾首歌曲，情致深厚，更加強了劇本的詩的素質。《回春之曲》反映了群眾要求抗日的心情，在當時曾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除上述諸作品外，田漢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劇作，尚有《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戰友》和《阿比西尼亞的母親》等。他還寫過以「一二八」戰爭為題材的歌劇《揚子江暴風雨》，這是我國最早表現反帝鬥爭的新歌劇。抗戰爆發後不久，田漢又寫了以蘆溝橋軍民共同抗日為主題的四幕劇《蘆溝橋》。此後，田漢除從事抗戰劇運外，仍努力從事劇本創作，產量甚豐。取材于宋代抗金史實的戲曲《江漢漁歌》（一九四〇年出版），是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作品。

　　洪深繼《趙閻王》之後，這一時期又寫了《五奎橋》（獨幕）、《香稻米》（三幕）、《青龍潭》（四幕）三個劇本，總題為《農村三部曲》。《五奎橋》是三部曲中最得好評的一部。五奎橋是鄉間水陸交通要道，橋孔窄狹，農民抗旱用的機器打水的船不能通過，它的存毀與橋東西百多畝地收成的豐歉大有關係；但是它又干係著周鄉紳家祖墳上的「風水」，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特殊利益和威權的象徵。因此，在五奎橋的拆毀問題上，就集中地反映了舊中國江南農村裡廣大農民與豪紳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

　　劇本正是圍繞橋的拆毀問題，展開關於農村階級鬥爭和人物性格的描畫的。農民為了要活命不得不拆橋，而周鄉紳為了要保護他家的「風水」和要維繫其封建權力，耍盡一切花樣來阻止農民拆橋，於是在農村裡尖銳地對立著的兩種階級力量，就在五奎橋上進行了面對面的劇烈鬥爭。劇本較為成功地創造了青年農民李全生和惡霸地主周鄉紳兩個人物形象。李全生敢於向封建勢力鬥爭，當場揭穿了周鄉紳瓦解農民鬥爭意志的欺騙手段。

　　他和農民們贏得了拆毀五奎橋的勝利。周鄉紳狡詐陰狠，不僅利用反動軍警和法律來威脅農民，而且還企圖用甜言蜜語來軟化和瓦解農民，但是在農民的強大威力下，他的陰謀詭計和武力鎮壓都遭到失敗。劇本結構自然緊湊，使觀眾的情感一步步地隨著劇情的發展而逐漸高昂起來。《五奎橋》是我國現代文學較早反映農民鬥爭的一個優秀劇本。它的演出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愛好，不是偶然的。

　　洪深還是「國防戲劇」的熱心宣導者。由他執筆的集體創作的劇本《走私》，在演出時曾獲得良好效果。抗戰時期，洪深在艱苦環境下參加國統區的進步戲劇運動，並創作了不少劇本。四幕劇《包得行》暴露國民黨兵役制度的黑暗，在運用四川方言方面，作了比較成功的嘗試。

　　歐陽予倩上一時期的劇作，主要描寫男女愛情問題和家庭糾紛，借此鞭撻封建禮教。隨著時代和作家自身思想的發展，本時期創作題材也有所擴大。《屏風後》通過女伶憶情母女的不幸遭遇和「道德維持會」會長父子的道德敗壞的生活，揭發了封建衛道者遮掩在「屏風」後面的惡德醜行；《車夫之家》展示城市貧民的悲慘生活，並控訴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罪行；《買賣》揭露買辦階級甘心以自己的親人作交易的卑鄙行為；《同住的三家人》描寫城市勞動人民在軍閥屠殺、內戰頻仍、紙幣貶值的情況下的苦難生活，並指出只有「不受有錢人的欺騙和麻醉」，「跟大家去打開一條出路」，才是正當的辦法。這些題材都來自作者的親身見聞，有很強的生活實感，兼之作者舞臺經驗豐富，寫作技巧熟練，人物形象比較生動，往往能在短短的一幕戲裡揭示出相當深刻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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